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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博讲坛(2)纪要 || 何谓生态,谁的生态,怎样生态?

20年后的思考:作为新博物馆运动表达的生态博物馆

2017-08-03 13:45:02 来源:贵州省博物馆 作者: 浏览次数:

 

一、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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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5,贵博讲坛第二期在贵州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期主讲人是来自中山大学的徐坚教授。徐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何谓生态,谁的生态,怎样生态?——20年后的思考:作为新博物馆运动表达的生态博物馆》。本期论坛主持人、贵州省博物馆陈顺祥馆长对徐坚教授的学术简历作了介绍,并对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的实践进行了大致回顾。

徐坚教授对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实践二十年的成果与症结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以情境观察方式反思了生态博物馆的定义和要素,并以此为切入点,介绍目前处于世界博物馆学界前沿的新博物馆运动,及这场运动中对博物馆建馆理念和运作方式的重置,提出在新博物馆运动中,新旧博物馆走出困境、解决问题、谋求发展的一些思考。

徐坚教授的演讲得到听众的热烈回应。听众就生态博物馆实践,及传统博物馆的现存困境与教授作了现场交流。前贵州省文物局陈华副局长也就生态博物馆建设与保护方面的问题与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座氛围极为活跃。

演讲结束后,陈顺祥馆长感谢徐坚教授精彩的演讲,认为教授清晰地厘清了生态的概念,指出了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即对在地居民和社区的关注。陈顺祥馆长进一步指出,无论是生态博物馆,还是传统博物馆的建立、发展、保护,都需要注入与时俱进的理念与思想。如此,才能做“活”博物馆。最后,陈顺祥馆长代表贵州省博物馆,再次感谢徐坚教授。

二、     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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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被提出来,法国、挪威、英国、加拿大、美国先后开展生态博物馆实践。至今,全球已建成的生态博物馆超过300家。此概念提出十余年后,1985年,生态博物馆理论由学者介绍到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得到政府的重视,上升为国家行为,由政府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引入。1997年,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建立,标志着官方认定的生态博物馆的起步。随后,中国涌现出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包括贵州六枝梭嘎、黎平堂安、锦平隆里、花溪镇山,广西南丹、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等。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扩散到东部非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多个省区都已出现了生态博物馆,已建和在建的生态博物馆达到80余家。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非常成功,成绩骄人,一是数量多,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二是增长速度快,且分布均匀;三是建设的方式和模式多元化,有学者甚至认为不同的建设方式构成生态博物馆的代际理论。第一代以梭嘎经验为代表,一个村落以信息中心为核心,各村落之间是平行关系。二代即广西的1+10模式,在各个生态博物馆之上建立中心枢纽。第三代和第四代理论仅是地域和族群的扩展,并没有注入新的理论元素,因此也没有被广泛认可。第四,更重要的,2005年提出的《六枝原则》从理论高度总结了中国实践的经验。

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从西南走向全国,从一地走向多地。然而,这一路并不顺利,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也面临了种种矛盾和问题,有的很尖锐,甚至导致生态博物馆背离初衷。因此,生态博物馆应该怎样建,建成后如何维系,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这是一个新课题。

我们以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为例。二十年后回访,为什么长角苗的牛角越来越长,为什么服饰越来越鲜艳,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叉着腰,为什么都在相机前熟练自如,为什么拍照之后即使是小孩子都知道要收钱?或许,我们可以宽容地将此种变化称为新民族风情,新民俗。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角苗已经成为一种新近制造的形象,以保护出发,但是却加速制造了一种新形象,不可否认,这与初衷背道而驰。

非常有意义的是,今天我们在中国生态博物馆诞生最早、实践成果最丰硕之地,讨论它将何去何从。五年之后,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将迎来四分之一世纪的关键节点,到时候,我们是承认冒险失败,哀叹不知将去向何方?还是赞叹它从无到有,展示它的丰硕成果,肯定它的可持续发展呢?在当下这个时刻,为了前进,毫无疑问,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梳理理念,找到当年触发一系列变化,但鲜被谈及的关键情境,才能知道我们是如何一路走来,也才能知道如何继续走下去。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回到起点。

 

1.何谓生态?

毋庸讳言,生态博物馆现在面临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生态博物馆现存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基本概念,即如何界定生态,当初为何以特定的方式界定的,有没有其他的理解和阐释方式?生态的实质和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跳出相对封闭的博物馆领域。生态博物馆发生在博物馆,但是生态主义却没有局限在博物馆,甚至,博物馆表达的生态主义只是生态主义整体的一个细枝末节。我们不能把生态博物馆当成博物馆的特殊现象。1972年举行的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又称《斯德哥尔摩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提出七点看法和二十六项原则,呼吁和倡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宣言》影响深远,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都有反响,形成了一场泛社会化的运动。作为对《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响应,国际博物馆协会随即提出“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的概念。生态观念表达了对工业化进程的忧虑和抗议,落实到实践上,就是在时间轴线上流露出对前工业化时代的怀旧,和在地域层面对边缘地区,在族群层面对少数族群的青睐。

生态主义最初没有表现为立足于现在的变革,而是背向现在的“回归”。无论是怀旧感还是异域感,都是回归情绪的表达,也都服务于居于中心地位的工业社会,势必屈服于强势的消费文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生态博物馆从诞生开始,虽然初衷美好,但很可能就内置了无法剥离的悖论。回归历史,古人已经不能说话,所以我们代替他们说话;回归前现代,那些边缘族群还在,但是我们却听不见,甚至不听他们怎么说话!因此,这种“回归”价值是用来消费的,必然要满足消费主体的需求。这样建立起来的生态博物馆就是以俯视视角,服务于工业社会的生态博物馆,而不是本土视角,服务于文化所有人的生态博物馆;是外来消费,而不是本土传承的博物馆,消费不可避免地鼓励了商业利益的介入,最终商业战胜本土,消费战胜保护,没有话语权的被消费体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生态维护和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在生态博物馆中强行赤裸裸地插入短平快的“经济”问题,例如曾经被很多人讨论的生态博物馆与旅游市场开发的问题,生态博物馆就注定在劫难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态博物馆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此。文化成为外来市场的消费品,一旦商业价值被挤榨干净,就会被市场抛弃。今天很多生态博物馆都面临这个问题。

话至此处,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放弃这种带有殖民主义倾向的表述,那何为生态?我们还是要回到《斯德哥尔摩宣言》之中。《宣言》指出,“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表述肯定了人文环境高于自然环境,强调生态主义必须以人为本。人对自然之爱其实是基于对人之爱,所谓保护环境,首先要保护人文环境。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能成为被盘剥,被利用的对象。人文生态要优先于自然生态;那种不顾人文生态,强行打着“保护”旗号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最终会先毁掉人文生态,再毁掉自然生态。

我们再看看生态博物馆的两位奠基性学者如何定义生态博物馆的。乔治·亨利·里维埃定义Georges Henri Riviere说,生态博物馆是所在地人民和公共权力机构共同设想,共同创造,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雨果·戴瓦兰定义Huges de Varine则认为,生态博物馆是通过科学、教育和文化手段来管理、研究和利用整个社区的机构。有没有觉得奇怪,好像通篇都没有提到我们常常预设的“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特征,比如山清水秀、民族特色鲜明、遗产保存完好等等?反而提到,生态博物馆的最关键特征是运作机制!《六枝原则》也有类似总结,强调村民是文化的拥有者,文化保护优先,长远规划优先,观众必须遵守行为准则等等。这一点都不奇怪,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机制,是尊重在地居民的文化所有权和表达权的机制。

因此,生态博物馆不一定是异域的或怀旧的,更不是被消费的自然或历史遗产。那些以满足外来的工业社会的怀旧或者异域心态为目的建成的生态博物馆,都不能称为真正的生态博物馆,也必然离生态博物馆越走越远。

 

2.谁的生态?

如果生态博物馆首先,并且主要关注的是建构和维系社区资源和记忆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谁的生态?谁是生态博物馆的主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博物馆学上又有何意想不到的价值?

其实,谁的生态的问题并不难回答。无论是里维埃和戴瓦兰的经典定义,还是六枝原则,都一再强调,生态博物馆中,在地居民是文化的所有人,游客甚至职业博物馆人都必须尊重文化所有人对文化的所有权和解释权。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职业博物馆人的任务是如何帮助在地居民表达意见,构建文化记忆。

在明确了谁的生态问题之后,之前被孤立地提出和看待的生态博物馆在博物馆发展进程上的价值问题也就变得豁然开朗了。学者认为,传统博物馆的要素是“藏品—馆舍—展览”,而生态博物馆中,“遗产”代替“藏品”,“在地居民”代替“馆舍”和“展览”;将遗产赋权于在地居民,使其能够建立“文化记忆”。这样看来,生态博物馆要解决博物馆的业务核心是什么,博物馆为谁服务,和博物馆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

相对于生态主张带来的外部冲击,这些问题才是博物馆更内核的问题。就在生态博物馆出现之前,已经有博物馆人提出这些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如果历史地观察,生态博物馆运动也不是孤立的运动,而是早已存在的博物馆内部变革的外在表现之一。生态博物馆强调生态首先是人文生态,是赋权机制,强调文化所有人的主导地位,生态博物馆的核心主张实际上就是新博物馆运动的主张。因此,生态博物馆就是新博物馆运动的表现形式。

新博物馆运动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仍然方兴未艾,是自近现代意义博物馆出现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重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博物馆遭遇寒流,到60年代已经非常严峻。观众流失严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博物馆与时代无关,与人民无关,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人在思考,博物馆为什么会丧失观众,博物馆应该如何重新赢得观众?

博物馆要解决观众流失的问题。有人曾经批评,新博物馆运动之前的博物馆只是少数精英的散步空间,普罗大众在博物馆中找不到自己,无所适从。观众流失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依靠取消博物馆的现实门槛,比如开放时间和付费制度,就能解决,相反,博物馆需要考虑隐形的智识门槛,也就是要解决谁的博物馆,博物馆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博物馆亟需变革。1971年,邓肯·卡梅隆提出博物馆是神庙还是论坛之问(Duncan Cameron, “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吹响了博物馆从权威主义单向度教育场所,到多向度表达论坛转型的号角,新博物馆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拜谒神庙是一种被动地、单向度地接受启示和教育的行为,而论坛则是沟通和妥协的表达场所,也是掩饰分歧、谋求共识的公共场域。新博物馆运动的显著成就就是告别单向度的说教身份,主动寻找表达和阐释多元人群存在的多元价值的机会。立足基层的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运动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

如何吸引普罗大众回到博物馆里来?只有根植于社区,充分尊重在地居民,让在地居民拥有建构记忆的权力。社区只是泛称,指大大小小的人群共同体,既可以是一座村庄,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甚至更大。表面上,这是解决博物馆观众问题的举措,是博物馆教育问题的改革,但实质上是博物馆的重新定位,博物馆的职能重心将从具象的物质过渡到以物质和物像为媒介的人类及其社会。物质的绝对和客观地位遭到挑战,表达和阐释取而代之成为博物馆工作的核心。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生态博物馆的成就,从“藏品—馆舍—展览”转型成为“在地居民—遗产—文化记忆”,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观察的话,一度被赋予在生态博物馆上的杂色和噪音就可以洗刷干净了!生态博物馆可以既不“民族”,也不“传统”,两者都不是必要条件。近现代工业遗产一样可以纳入生态博物馆之列。在对近代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日本走在我们的前面。在过去十年间,日本的三项近现代工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2月,岛根县石见银山江户时代银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46月,群马县富冈制丝场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7月,明治产业革命遗址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根本无需局限在少数民族或者传统风情的地区。而在工业遗产上,贵州有着一点都不逊色于民族传统村寨,得天独厚的条件。贵州至今还保留了大量的三线建设(1964-1980)时期的厂房和社区,社区中还生活了最后一批三线工人,数量庞大,但是也流失严重。贵州完全有条件在三线工厂遗址建立起全新的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也可以不“优美”,因为记忆并无美丑之别,苦难与挫折同样应该成为历史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纪念价值。美国纽约下东城移民博物馆就是一家保存对早期移民记忆的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阐释“美国梦”的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位于曼哈顿区果园街97号,原址是修建于1863-1864年的廉租公寓,从建成到1935年关闭,这里曾经居住过来自20多个不同国家的7000多人。1992年,这座公寓成为博物馆和国家历史遗迹,形象地展示不同移民家庭的真实故事。当下的中国也在经历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不同省市的年轻人前往城市寻找发展空间,城中村虽然问题多多,但绝不是城市生活的毒瘤或者伤疤,也不能简单地一平了之。这里不也同样见证了很多人的“中国梦”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也有像果园街97号一样的生态博物馆?

如果生态博物馆的必要条件不是“自然生态”,而是运作理念,是尊重和构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空间。那么,在地性和文化所有人优先原则的生态博物馆就是社区博物馆的变体。

所以,对于生态博物馆而言,新博物馆运动是内在线索,而生态主义是外在契机,生态博物馆成为70年代初期寻机冲决的新博物馆运动的突破口和宣泄口。没有生态主义主张,新博物馆运动还可能寻找到其他的突破点。但是,背离了新博物馆运动原则的生态博物馆,将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对“山清水秀”、“民族风情”、“思古幽情”的掠夺式消费。

 

3.怎样生态?

新博物馆运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遗产不是死的物或者“藏品”,而是灵活有效地营造公众记忆和共同价值认同的材料。

因此,我提出了开放博物馆(Open Museum)的概念。开放不仅仅指面向观众的开放,而是更深层次的,博物馆经营观上的开放。无门槛的准入制度只是第一步,随后还应该包括开放的展陈和观看经验,参与式观看模式,甚至为文化所有人预留建构和阐释馆藏和展陈的空间。这需要博物馆从内部进行调整,放弃曾经影响过传统博物馆的宝藏观念、怀旧情怀、窥探欲、单向度教谕等等观念,主动将自身调整为在地居民和社区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怎样生态的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新博物馆学实践的问题。具体而言,大致有两种情形:首先自然是创造,将有像生态博物馆一样,前所未见的博物馆类型的出现。其次是改造,已有的博物馆并不能在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独善其身,事实上,新博物馆运动之所以出现,不就是要解决已有的博物馆的问题吗?解决方式也不是唯一的,有的博物馆可能发生转型,有的虽然整体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仍然可以灵活地通过改变展陈,投身到新博物馆运动之中。

最近20年,累积到300座以上的生态博物馆,和数量同样巨大的社区博物馆都是新博物馆运动的创新类型的例子。常见的生态博物馆常常采用施加了保护性设施和措施的社区和社区文化中心或者教育中心的标准配置。但是,这个社区中心必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必须是教育的,而不能只是展示的,必须是居民热爱前来“散步”的,而不是他们漠不关心的。因此,不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展示馆,而必须是村民活动中心,文化遗产资源利用和传承中心,村落传统教育中心。越南北部下龙湾的水上社区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如果将新博物馆运动理解成为仅仅是新建了诸如生态博物馆或者社区博物馆的话,无疑低估了新博物馆运动的价值,也割裂了新博物馆运动的基本诉求。传统博物馆也可以注入人地关怀,扎根社区。广州市越秀区的东濠涌博物馆,馆址是河边两座民国时期红砖小楼修复而成,原为展现广州污水治理工程的行业性博物馆。但是,通过将水与人的关系作为展示主题,把所在片区的历史变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作为展示对象,把市政工程的发展规划和成就融入到社区文化之中,成功地转变为在地居民的历史记忆载体。东濠涌博物馆努力于关注记忆,并尝试将官方的、宏观的、全局的历史记忆与居民的、微观的、细节的历史记忆相结合,让不同人群都能在博物馆中发出声音,找求共同的价值认同。

以上两类案例提示我们,新博物馆运动的建设可以尝试从下而上的方式,将生态博物馆或者社区博物馆与社区考古学、乡村档案、聚落史等观念结合起来,让博物馆成为一个留得住记忆,守得住乡愁的中心。我自2008年以来在云南、贵州、湖南和广东推广的村史计划正是在这个观念指导下开展的实践。

总而言之,离开新博物馆运动,生态博物馆将缺失灵魂;而拥有正确的生态意识,任何博物馆,不论大小高低,都可以转型成为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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