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博动态
您的位置:博物馆首页 > 新闻动态 > 贵博动态

贵博讲坛(5)纪要 || 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晚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中国

2017-08-04 14:55:53 来源:贵州省博物馆 作者:杨元丽 浏览次数:

01概览

2017725日,贵博讲坛第五期在贵州省博物馆A区二楼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来自剑桥大学的刘歆益博士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T. R. 基德 (T.R. Kidder)教授是作了《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晚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中国》的报告。本期论坛由贵州省博物馆李飞副馆长主持。李飞副馆长对刘歆益博士和T. R. 基德 (T.R. Kidder)教授的学术简历作了介绍。之后,刘歆益博士和T. R. 基德 (T.R. Kidder)教授先后进行了《饮食、季节与阶级: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和《理解“人类世”的根源:晚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中国》两场精彩的讲演。

讲演完后,刘博士与基德教授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听众就感兴趣的问题一一向两位教授请教,两位教授也耐心的进行了解答。 

\
主持人贵州省博物馆李飞副馆长

\
讲人刘歆益博士

\
讲人T. R. 基德 (T.R. Kidder)教授

\
讲坛现场

02讲演

第一讲:饮食、季节与阶级: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与欧洲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期来到亚洲的欧洲人,虽也感慨差异巨大,但毕竟没有两个世界之感。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里,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通过贸易、移民、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联系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是一个比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更古老的问题。

刘博士以两个具体的事例,山西运城以面粉为原料蒸出来的叫花馍的食品,和俄罗斯西部地区每年春天在庆祝季节转换的时候要吃一种用荞麦做成的圆形蛋饼为例引出今天将要讲演的主题: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古代居民是从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具体来说,花馍和蛋饼这两种食物都是不同地区生活中的仪式和季节转换的仪式相关的行为。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要想制作这种花馍,必须要利用一种起源于西方的作物——面包小麦。而如果你想要去做这种蛋饼必须要用一种产生于东方的作物——荞麦。 

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分别从物质和意识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1.考古学家的视角: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重大改变

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公元前20世纪。在此之前,旧大陆被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斯坦山区一分为二,存在着东、西两种颜色不同物质传统。古代中国推崇白色和绿色的‘玉’,西亚和欧洲崇拜蓝色的‘青金石’与黄金 。这种东、西物质形式与审美的隔离,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公元前20世纪以后,这一格局被冶铜术的东传打破了。

2.社会人类学家的视角:东西方社会发展步伐的开始趋同

\
社会人类学家的视角:东西方社会发展步伐的开始趋同

另一位英国学者,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则认为,自公元前第3千纪以来,处于旧大陆不同地区的社会开始拥有了相同的发展步伐。在这里引入“轴心时代”的概念。什么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就是说原来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社会和居民,以不同的脚步在进行社会的发展,所以他们前进的步伐是不一样的。在公元前800年到300年之间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突然拥有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的脚步,就好像是一个车轮被安上了一个轴,不同地区突然以同样的速率在运动。而在此之前,大家的发展脚步是以不同的速率的,在此之后社会的发展运用了同样的发展脚步,发生在西方的事,总能在东方找到映照。这种欧、亚趋同的脚步,在公元前8-3世纪达到了顶点。不同地区的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原有的信仰传统。“怀疑主义”在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与希腊几乎是同时起源的。“怀疑”将原本由魔法、权力、物质铰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两个层次:物质的现实生活和意识的精神世界。在更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这个现象称为“历史的起源”。

刚刚提到的两位英国学者都于近年下世。他们给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全球视野,告诉我们,历史的因果不仅限于一时一地,长时段的决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会之外。 一定程度上,战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史”的关注,他们与对二十世纪本身的反思有关。在冷战的背景下,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对世界另一端产生影响。而对战争的反思,使许多人站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上,从而强调另一种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有时候会是研究者生活经验的延续。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旧大陆不同地区联系开始于更古老的年代(农业技术形成之后不久),覆盖范围更广阔(囊括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

 

 

·两个农业驯化中心

\
两个'新月沃土'

距今1万年到距今8000年—7000年前之间,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欧亚大陆上至少有四个驯化中心(西亚、中国、印度和北非)。但比较有特色的,尤其是对中亚历史产生影响的是东西两侧两个驯化中心。  

一个是出现在西亚地区,包括大麦、小麦、鹰嘴豆、豌豆、山羊、绵羊等一系列的今天的西方食物基础被驯化完成。一个是在东方中国,长江流域驯化了水稻,黄河流域驯化了两种小米——粟、黍。因此,东西方从饮食环境和生态系统上正好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  

西方是一个冬季系统,东方是因为夏季风的存在,是一个夏季的农业系统。西方是一个大种子系统,所有的西亚作物的籽粒都比较大,因为需水量大,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而东方是一个非密集型的播种,需水量小的小种子系统。同时在光合作用路径上刚好是两个不同的,西方的农业系统是属于碳3的农业系统,而东方是碳4的农业系统。人和动物的骨骼在同位素上会留下证据,所以这两种分别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农作物系统和起源于西亚的农作物系统是什么时候离开本来的原点在亚洲的中部地区相遇,对后来的物质文化和古代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举例来说,一是哈萨克斯坦北部博尔泰遗址,该遗址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提供了比较早的马的驯化的证据。具体来说是公元前3500年到3200年之间在博尔特遗址以及周边地区马被驯化完成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和植物有关的,我们在这个遗址做了一些辅选工作,希望调查它的农作物情况,但研究结果表明博尔泰遗址与农作物的选择是不相关的。我们见到了很多植物遗存,但这些植物遗存都与采集狩猎相关,而与东西方产生的农作物都不相关。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地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证据的遗址点。在欧亚大陆北部这个纬度上一系列的遗址,即从贝加尔湖的东部到乌拉尔山的情况都是类似的,就是这个地区的古代人类肉食量很高,驯化的动物多,以一种游牧的方式在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开始集中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北方地区看起来是一个空白。

另外一个例子是新疆的天山北部四道沟遗址,时代是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之间,同样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植物考古调查。这里有证据表明在稍微低纬度地区,即北纬35度到北纬40度之间,以四道沟为代表的一系列遗址都出现了既来自于东方的农业系统,也来自于西方的农业系统。在一个刨面底层的灰坑里面,我们发现了原产于西亚的大麦的痕迹,同时也发现了原产于中国北方的粟,即在同一个遗址里同时发现了东西双方的农作物遗存。

在整个欧亚大陆农业传播的过程里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被热烈讨论,就是原产于中国北方的小米的西传的问题。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东面有几个点,对黍种小米的鉴定表明,它不仅出现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同时也出现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的很多遗址里,这些遗址的年代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之前。于是我们不禁提出一个问题:东西方是否存在各自一个对小米的驯化中心?小米是否被驯化了两次?还是说小米的西传的年代特别早?

最近我们做的一个针对欧洲出土的黍种小米的碳4测年,事实上对欧洲的材料打了一个问号,其结果显示其年代仅仅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也就是说之前认为比较早的欧洲黍种小米的证据它的绝对年代是存在问题的,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黍种小米起源于中国再向西传播的证据。

总的来说,公元前第三千纪,东西双方各有一个早期的农业驯化中心,此时他们的农作物系统都在向中间地带移动。近东的作物已经越过了伊朗高原出现在今天的印度河谷和巴基斯坦地区,同时也出现在印度东方的恒河流域,表明它的覆盖范围已经到了中亚地区山地北部,与此同时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一些痕迹。一方面,中国出产的小米分别向南和向北传播,它的地理范围已经到达今天的黑龙江以北地区,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它的植物证据小米也出土于青藏高原的西部、河西走廊的西部和新疆的东部。也就是说公元前第三千纪,东西双方农作物的范围已经远离了最开始的驯化中心几乎要遇到一起了,但这个时候仍然被亚洲中心地区的地理特征所隔绝,北方是一个比较干旱的沙漠地区,南方是西玛拉雅山脉所造成的地理格局。

 

·公元前第三千纪:可能的作物传播路线

用植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的方法来调查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东西方农业传播的具体路线和年代,有三种可能存在的路线:中间一条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路线,它跨越了内亚的山地,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天山南北地区,河西走廊走廊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相连接。另外一条是北方草原地带,就是今天贝加尔湖地区,包括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南部连接哈萨克斯坦的北部。然而从前面所举的博尔特遗址的例子中表明了在这个年代里没有发现任何农业的痕迹,所以北方的这条路线在目前来看是不成立的。第三条路线是:是否存在一条路线直接连接海洋,把南亚次大陆和东亚连接起来?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中间的丝绸之路的路径是存在许多物质文化上的证据的。目前我想提出的一个假设就是:是否存在跨越山地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也就是从印度河谷到恒河流域的年代序列跨越西藏的东南部地区,与中原发生联系的可能性?

\
对出土碳化小麦进行直接测年

下面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解释这两种可能性。从对出土的碳化小麦进行的直接测年中,地理范围包括了公元前第三千纪和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时间范围里,在中亚、东亚、南亚三个地区出土的小麦进行了直接测年,数据表明小麦在东传的过程中有两个很好的年代序列,一个年代序列出现在丝绸之路的区域里,也就是连接着内亚山地从哈萨克斯坦出发,沿着天山南北地区进入河西走廊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另外一个是南下的一个年代序列,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山地出发,向印度河谷的上中游前进,一直到印度南部。 

直接测年数据表明大麦的情况和小麦的刚好相反,大麦的传播路线并没有沿着丝绸之路,新疆包括中亚的中部地区大麦的年代比较偏晚,最早的年代是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新疆的大麦最早年代是公元前第一千纪,它们的年代都晚于河西走廊的中部以及青海湖地区。沿着印度河谷到恒河流域以及西藏东南地区和青海地区有一个比较好的年代序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假设,是否有可能是由于作物不同的生物特性以及不同的人群对作物进行利用的区别存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存在着两条东西方交流的不同路径,一条是沿着内亚山地的丝绸之路的山地路线,另外一条是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地区的直接的联系。

小米也是同样的情况,粟种和黍种小米向西传播似乎有两个路线。黍的西传是经过新疆和内亚地区的;粟的西传是首先南下进入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所以不同的作物因为植物特征不同,以及农业上对作物的管理方式不同,可能存在不同的连接方式,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欧亚大陆上东西方在青铜时代物质文化和文化上交流的不同路径的一种新的想象。

·食物全球化

两次长距离的食物交换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次跨越大片陆地,第二次跨越海洋。1492年后,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原产于美洲的作物(如玉米与土豆)被引入旧大陆。于此同时,来自旧大陆的人口、食物和疾病传播到美洲。历史学家柯沃斯比(A. W. Crosby)将这个过程描述成“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

更早的一次交换发生在史前时代。始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 完成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起源于西亚的大麦、小麦等“近东”作物来到了中国东部地区,原产中国的粟和黍传至西欧,水稻种植的范围由东亚扩张至南亚和东南亚州。北非的高粱和珍珠粟出现在印度,印度的瘤牛传播到中东。公元前1500年,小麦和黍(分别产于西亚和东亚)的分布范围已经覆盖了整片欧亚大陆:东至太平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欧洲各国和中亚山地,南到印度洋。史前时代农作物传播到广度,可见一斑。

大麦和小麦的东传这两个比较具体而微的例子,把视野放回到整个欧亚大陆,我们看到在公元前第2000纪之始,甚至在公元前第3000纪结束的时候,欧亚大陆的农业系统以及古代人群的交流已经形成一个广袤的网络,这个在年代上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比之前所提到的考古学家视角和人类学家视角想象中的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的年代都要早,假设中有四个旧大陆的驯化中心,一个出现在西亚地区,一个出现在非洲的西部或者非洲的北部(现在学界尚有争论);另外两个驯化中心都出现在中国,一个出现在长江流域,一个出现在黄河流域。

中国小米向中国以外地区传播的路径的过程,一方面,粟作的小米通过内亚山地经过中亚地区传播到高加索以及欧洲的东部地区。黍种的小米首先南下进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水稻的传播是在纵向的范围之内,已经把中国南亚、东亚和东南亚联系起来了。在西边大麦和小麦驯化后的传播情况。一方面向西传播进入欧洲,另一方面跨过伊朗高原和青藏高原传入东亚。在南亚和北非之间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低纬度地区的动物与作物之间的交流,比如说印度的小米传入了北非,北非的小米和高粱传入了印度,几乎是发生在同一个时代的。公元前第三千纪在欧亚大陆的连接,欧亚大陆的物质文化、社会以及农业的连接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年代曲线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早,到了这个年代结束的时间,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以农作物为基础的,以植物为基础的东西方的交流业已完成。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东西方文化上的交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的框架中重新考量的。

 

·宏观与微观:长时段过程中的个人

从地形学上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考古学文化视角,中国的地形是三个阶梯:中部的低地地区、内蒙古高原以及西边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我们的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传播都是遵循了地貌的基本原则。

对比近东地区包括约旦河谷和伊朗高原和土耳其西南的在西亚地区(距今1万年到8000年之间农业产生的一个核心区域)和与中国早期农业相关的遗址点的位置图,地图显示农业并不是产生于河流谷地的,无论是在西亚还是在东亚,最早的农业并没有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核心谷地,中国大河流域的平原也并未给我们提供最早的农业证据,反而最早的农业证据是出现在与山相关的山前的两个族群交集的区域。所以在西方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家认为我们常常过分强调河流水文对早期农业的影响,而忽略了山前地带和山区对农业的影响。

有这么一个谚语“地理学是关于地图的,而人物传记是关于伙计们的”,由此引用一个宏观转向微观的话题。考古学在今天发展的阶段和数据积累的阶段进入了一个从宏观转向微观的时期。除了要了解长时段的社会、人口还有农业发展的过程的脉络以外,我们还需要具体的考虑,在这个长时段但过程中人的生活的状态。

下面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青海地区的喇家遗址,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后半叶,这个时候东方的作物已经传到西方,而西方的作物也已经传到东方。这个地区正好是沿着河西走廊的东西农作物和食物交流的核心地带。在喇家遗址出土了面条的遗迹,淀粉粒和石灰石的分析表明这是一碗用粟黍,同时参入了小麦做成的面条。这里刚好是我们所讲的东西方交流的一个交汇点,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微的在某一个点上的东西方交流的证据。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使用稳定同位素分析,根据光合作用的不同路径,我们可以把人类的主食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碳3类的作物,一个是碳4类的作物。西亚的所有的麦类作物包括坚果和水果的根茎、水果蔬菜等作物都是碳3类的,人类主食中有几种重要的碳4类的作物,包括玉米、包括中国出产的两种小米粟、黍,北非出产的高粱以及日本小米,所以由于光合作用路径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碳测试数据。人和动物吃了不同的作物会在骨骼、体内留下同位素的痕迹,所以根据稳定同位素的化学分析,可以复原古代食物的情况。在我们的议题里,所有西亚地区产出的农作物都是碳3位的,中国北方产生的所有的农作物都是碳4位的,在两者中间的地区刚好形成两个不同的同位素元素分野的情况。

另一个例子是甘肃东部地区的甘南出土的一个比较大的墓葬,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到1400年之间,这个墓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可以通过对出土的人和动物等骨骼分析知道他们当时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西亚的作物,还是中国出产的作物?所以我们对甘肃出土的一系列的墓葬遗址进行了骨骼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他们吃了很多小米,也吃了西亚的大麦和小麦。我们把这几个墓葬分成两组,这两种是有时间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年代早于公元前1900年的人,他的骨骼同位素都显示出一种很强的碳4性,也就是说它们以小米为食,是以粟和黍为主食。而年代晚于1900年的墓葬和个人,他们都出现了类似于碳3性的情况,一方面,他们吃粟和黍,同时他们也吃从西亚传入的农作物。1900年,在安德鲁·谢约特的论述中是一个集中点。这两种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古代社会理解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看到以这个时间点为限,早于这个时间点不管你在当时社会里处于什么样的阶级和等级的状态,你都属于碳4的,是小米为食的。无论你在社会关系和等级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你都会吃到大麦和小麦,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设,就是西方作物的传入,它的社会动力并不是社会上层所带入的,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饮食的与最基础的卡路里相关,与每天的主食的生活习惯相关,所以在讨论东西方农业传播与交流的动力问题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线索。在中国甘肃地区的几个遗址点中,今天天山东北侧的几个同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一个现象。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河西走廊,人们的饮食习惯开始从碳4转向碳3,开始以小米为主食转向以麦类为主食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在哈萨克斯坦东部人们的食谱发生了反向的转换,由碳3转为碳4,也就是说人们放弃了以西亚的作物为主食的生活习惯,开始吃从东部地区传来的小米,就好像同时有一个反向的食谱的变化。

·两个饮食传统

在公元前第2000纪,来自东方的饮食传统对欧亚大陆的西侧发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包括新疆地区人们是以原产于中国北方的粟和黍为主食。在西亚地区和欧洲地区绝大部份的区域是碳3类的,以麦类作物为主食。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出现了12个遗址表明以小米为主食的现象已经进入欧洲。我对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稳定同位素数据的梳理,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国存在了两个不同的饮食和消费的传统。这两个饮食传统是以季风区为界的,一个是涵盖了今天的黄土高原的范围,一个是包括河西走廊新疆,甚至延伸到西藏的东部地区的。这两个区域是两个截然相反的饮食和厨艺的传统。

东部地区我称之为饮食上的“保守主义”,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公元前第二千纪这样一个饮食文化变革的时代,人们在饮食上是相对保守的,并没有改变新时期以来产生的饮食传统,饮食传统依旧以粟和黍为代表,同时比较少的摄取了动物蛋白。东方饮食技术与西方也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是蒸与煮的饮食技术,比较倾向于粒食。在这条线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食物的变革,从原来的以粟黍为主食转变为对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的依赖,对动物制品的需求都在增加,西方在技术上是烤和磨,制成粉食。

从饮食上看,两个截然相反的饮食传统,同时在第二千纪存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些与此相关的证据,牛津的罗森教授从物质文化和审美传统上,可以把中国的第二千纪分成三个区域,一个是东边的从新石器时期以来的一个审美传统。在西边的草原地区,从欧亚草原到中国的西北地区社会似乎一直在与类似的脚步在发展。社会生活是与游牧生活和游牧经济相关的。在中间的以夏季风为核心的交集带。罗森教授承认他的假设是对四川大学教授对“半月弧文化传播带”假设的发展,其论述中公元前第二千纪,有一系列的新的生活方式从西向东一直在传播,其原点一直可以追溯到伊朗高原的核心地区,从伊朗高原向东新的事物和新的方式,包括对动蛋白的摄取、对动物纹饰的利用都在从西向东传播,它进入了中国的半月弧地区之后没有办法向更东部的地区传播推进。东部地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权利和社会组织的传统,这些传统似乎与饮食相关。

另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以青铜技术的东传为例,青铜技术原产于伊朗高原,甚至是欧洲南东部地区,它在上东向西传播的过程中都各自发生了转型,就是说在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之后,并没有以原来的面貌、原来的方式存在。青铜技术在在欧亚草原的传播过程中,经常在草原的文化中见到权杖头、刀和铬。在整个的中亚地区缺乏以青铜为炊具的现象,但是在公元前二千纪和第一千纪之间,当青铜进入中国东部地区,大量的炊具在形成,就是说你农作物的传播一样,饮食的传播,当作物向新的地区进入时,必须经历一个改造的过程。

以此类推,农业传播的过程,在史前的食物全球化的过程中,农作物和食物本身的移动是没有壁垒的的,在欧亚大陆的传播是有壁垒的,但是饮食传统是相对保守的,是拒绝大范围移动的。从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中的麦类作物是不断的经过选择和改造以适应东方的饮食传统。比如说从东向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小米被制成了粉状,做出的面包和煎饼,小米本身的粘性被减弱,是一种相对固守的饮食传统对移动中的作物进行的改造。

在对地理范围的讨论之外,我们得到一个有趣的时间轴: 首先移动的是农作物,随后是驯化动物、有致幻功能的植物(如大麻与麻黄)、新的饮食方式(例如东方的蒸煮传统和西方的面粉技术),之后是畜力牵引工具(例如马车)、冶金术、布匹、宝石,最后是丝绸、玻璃、香水与香料。这个时间表会当然会随着新的考古证据而发生改变。但似乎有看到这样一个线索:果腹的粮食移动的时间早于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动植物制品,农业制品早于手工业制品。也许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社会底层,农业生产者,不拥有太多物质的人

·谁是最初的推动力?

我们正在讨论的时代早于文献记载,所以无从知道当时人对外来食品的态度。然而可以从后世对外来食物的记载中得到一些信息。1694年的马赛,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开来船只上装满了欧洲人不熟悉的大米,用以分给没有粮食的穷人。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穷人分发大米和小米粉作成的面包。18世纪,大米、小米、荞麦和玉米这些外来物种被欧洲穷人作为充饥主食,富人们只吃小麦面包。在西非,玉米(美洲作物)的最初推广是为了喂养黄金海岸的矿工。在爱尔兰,穷苦的农民首先种植土豆。故事总不脱离贫穷与饥饿这两条线索。

  公元前2000年,小麦种植的技术已经传遍中原大地。然而,当时人口比较集中的中原地区,人们只以粟与黍为食。只有在人口相对稀少的河西走廊,小麦成为古人的主食。这与16世纪玉米引入中国的情况类似。富裕的江南地区拒绝美洲作物,玉米、土豆、山药等美洲作物首先在当时比较贫困的西南山地得到推广。

比较完整的关于饮食的记载出现在“食物全球化”完成后的几百年间。在公元前8-3世纪的相关记载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一种强调富足、享乐、精致而多样的生活,以《楚辞》为代表;另一种崇尚简朴、紧缩、对享乐主义持批判态度,这其中《孟子》对食物,尤其是对社会既得利益者、享乐主义的批判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杰克·古迪告诉我们这两种态度同时存在于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 。一边是富人们在炫耀他们的奴隶、美好的生活、丰富而多样的美食 。另一边是对食不果腹的同情、批判过分消费 。

如果这两种态度是史前的食物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间接结果的话,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结束于公元前20世纪过程的影响之下。地理学家Danny Dorling说:“当你看地图久了,你就会看见在一些线的一边,人们富裕、健康、活得长久;而线的另一边,人们贫困、多病、短命。就会开始接近本质的问题。”

\

最后,以麦当劳的传播为例。从1940年到二零零年后,它的发展脉络是从美洲首先像欧洲的西部地区、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大洋洲发展。有趣的事,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欧亚大陆在1990年之前都是不相关的。直到1990年到1994年之间,麦当劳非常快速的进入了今天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地带。如果我们反思在这个过程中的食物传播的动力,你会发现食物本身、食物技术与交流本身是不相关的。这张图向我们展示的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结果,之所以麦当劳在1990年能进入独联体和中国是因为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是相关的。做一个考古学家,我常常反思,在我们的考古训练里能不能见到这样的人和事?

 

第二讲:理解“人类世”的根源:晚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中国

 

在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之下,每个人都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环境变化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影响,一般来讲我们所谈的问题是单向的:即环境的变化对人产生了影响?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双向性的问题:即环境变化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人的行为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反向的影响的时间点在哪里?

考古学家的核心总是试图理解人,所讨论的核心是: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影响环境的?于是一些考古学家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人类世”的概念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人的行为对环境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我们需要讨论“人类世”是怎样发生的?

之前的很多讨论都是关于时间点的,即从什么时候人类开始影响环境。而我想讨论的是人类是如何改变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改变了古代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然而我不认为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可能是巧合发生的,但那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人类的起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的起源与人类对动物的驯化过程中,人类改变了周边的环境,与此同时,人类也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对本体社会政治与一系列与人相关的事物。

“人类世”的开始年代一直在提前。目前我们对“人类世”的理解是:人类对环境的改变比我们想象之中的要早。中国很多考古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考的框架。下面我希望利用我在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来做一些具体的例子。

今天要讲的案例是河南省三杨庄遗址,通过这个案例我要从五个不同的方面(角度)来理解人是如何改变大自然的?

我从五个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进程

\

1.climate气候

2.population人口

3.politics&religion政治与经济

4.technology技术

5.environment环境

我今天想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不同的作用力是相互连接的。

环境背景是不同学科的不同学科对古环境的复原得到的大背景。比如说中国东部地区、中国东北部地区中国古环境在8000年前后到达了一个相对舒适、相对平稳的阶段,在此后的几千年里环境一直在变暖和变干,这是我们环境的一个大背景。

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北方,尤其是中国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总量在提升,中国北方的植被相对丰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农业的发展即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考古遗址,虽然无法复原当时人口的情况,但是可以想见人口是在增长的,增长的人口在向黄土高原的西部地区移动。

在环境和人口发展的背景之下,河南河北北部地区,人的活动行为在环境数据里面越来越多,举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火的使用,具体来说就是“放火烧荒”的行为。

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的时期,整个中国北方的环境变得干燥。因为人口的发展,黄土高原的西部地区水土流失的情况出现了。这是由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的深化和集中化,使得环境在急剧的恶化。

总的来说,从距今4000年开始,人类的社会和生产活动成为了改变中国北方地貌和环境的最主要的因素。

山西的考古遗址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当时的遗址范围不断扩大,遗址中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的范围在扩大,而同时水土流失的情况在加剧。之后,水土流失对环境的反作用是持续不断的。人的行为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改造造成了比较大规模的山体滑坡。所以一定程度上,黄河的“黄”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因为水土流失尤其是核心地区人为的改造,使黄河的沉积率在上升。

在河南对三庄遗址的调查和鞍山遗址的调查,希望通过长期坚持的研究,找出黄河的形成以及黄河本身的变化对本地环境的影响的因素。

在三庄遗址中可以得到古代土壤的数据。当时的农业对该地土壤发育产生了影响。在公元前4000年后,再也没有看到有土壤发育的迹象,也就是说在商早期,该地周围的森林植被在迅速的减少。土地发育的信号证明了当地人的行为对植被有很大影响。

河南鞍山的遗址中发现了商晚期或者中期所建造的水渠,水渠反映了人与自然竞争的关系。它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竞争关系一方面是人类的不断索取,另一方面是环境的不断恶化。环境的不断改变,对当地的地貌,水质产生很大影响。

  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的发展问题。例如汉代能够达到现在都没有达到的高度。人口的密集或者人口的压力。很快就变成了对于地缘政治的压力。在人口发展进入平静期时,向外或者向周边的方向扩展的压力不断增强。

另一个说法是农业技术的改变。如汉代的农业技术更集中化,特别是对于同一块土地的耕种更集中化。所导致的结果是:环境在变坏,人口在增加。在全球环境视角下,我们能看到中国或者西方的环境变化。例如甲烷的升高、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行为不仅仅对当地环境产生影响,更对全球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人类行为对环境变化产生恶劣的影响是恶性循环。人类对土地过度的使用,使得人类不得不去开发更敏感的地区的环境。因此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在黄河的下游地区,对环境使用的恶性循环已经进入到政府层面,由政府出资建大型的阻挡黄河水的堤坝。

在黄河流域的一个古村落遗址中,铁器在当时的时代发展与使用已非常普遍。遗址中能看出很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如人的脚印、道路的铺设,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汉代的生活场景。由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遗址,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是这个社群悲惨的结束时的面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东汉之后的这个地区的黄河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黄河改道和黄河大规模泛滥的情况比较少见了。这与当时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是非常相关的,也有上层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其中。后面的时代里,尤其是唐代时,气候干湿条件的变化,雨水变得丰富,这时人口在向外扩张。而当气候又进入一个干旱时期,人口又在缩紧。后来又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上游的水土流失造成了黄河夹带泥沙沉积河道,为了防止河水泛滥,人们不得不加高堤坝,于是黄河流域又进入了一个危险期。在宋代,黄河泛滥当地环境的影响变成一种常态。经常会听说某个地区被洪水沉积所淹没,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远。

通过洛阳某遗址周边环境改变的情况显示,环境恶化和水土流失的关系非常大,城墙外围反复被能量很大的水和沉积冲洗,环境的危机、环境的变化的能量惊人。这个情况不仅仅存在洛阳地区的,整个北方都处在环境变化的影响之下。公元12世纪时,黄河流域大规模的改道进入黄海的时期,整个黄河下游平原的动力在增加。

类似黄河改道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是政令实施的结果。人类社会和政治手段使得很大范围的区域地理面貌发生改变。宋代黄河商丘和三羊庄相似的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更大规模的水土流失造成了洪水的泛滥。最后造成本地地貌的改变和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元代、明代末年黄河水位是在原来宋代水位之上的。这时们可以想见,当地农作物栽种危机有多大?

我的观点是在理解中国朝代兴衰的历史,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恶性循环。通过上述几个几个案例,地缘政治和朝代的更迭似乎是联系起来的。

回到“人类世”的话题中,“人类世”的产生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它的动力是相互关联的。通过理解人类世,古代社会和人口环境之间的动力,更好的理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

 

问答:

问:1.为什么粮食作物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相互交流,而经济作物如芒果、开心果、石榴等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有交流,它们之间有时代的差距,是否在当时的背景下,作物的交流是有选择的?

答:1.这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欧亚大陆物质文化和农作物传播的早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在起步阶段,包括对东西方农业的传播、东西方农业起源的年代和动力,在过去十年里开始积累了一些基础,但现在谈时间表还为时尚早。

  东西方物质和知识交流的时间线的问题,关于主粮作物最早的移动,最早的证据可能是中国出产的粟黍由西向东移动的过程。它到欧洲年代现在仍然存在问题,但我们最早应该能推算在6000年到5000年之间。

  随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作为调味品,甚至是作为药类的植物传播的年代,和驯化动物的年代是相似的。再往后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所以社会动力,即人类的主食传播和底层劳动者相关,与农业最基础的生产者相关。当拥有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和拥有了高级的物质文化,才开始有了社会上层的交流。所以关于社会动力的问题,在整个欧亚大陆史前全球化的过程中,它最基础的动力是自下而上的,而后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问:2.您说到了麦当劳和地缘的传播与政治的关系,较有趣的食物问题上,中国是在前些年开始流行印度飞饼,当然到中国之后是经过改良的;而在这一两年印度也开始流行中国的饺子等食物,当然也是经过改良的,饺子在中国是蘸酱油、醋,而在印度就变成了蘸咖喱。那您觉得这两种食物传播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答:2.这是关于中国食物转换的问题。农作物的传播、食物的传播和农业知识的传播都是不能替代的,它们的传播速度都非常的快。比如说小麦种植的技术从伊朗高原到河西走廊花了500年的时间,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其实的中原地区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传播速度告诉我们,技术本身在传播中是没有壁垒的,但对技术的使用是壁垒的。青铜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青铜技术在欧亚的转变,到欧亚草原上作为以一种武器被传播,从伊朗高原的东部到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它的转变传播都是飞速的。饮食也是一样,食物本身可以非常快速的传播,但是他在进入另外一个地区之后必须要与当地的饮食传统相融合。对比东方和西方的饮食传统:在西方,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非常完整的磨面食的技术和烘烤的技术;而中国的饮食结构产生在旧石器时代,其饮食结构是相对保守的,在农业产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3.罗森教授“中国弧”的概念来自于“半月型文化带”,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点和侧重点在哪里?

答:3.“中国弧”与“半月型文化”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处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时代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尺度的问题。“半月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见性。而“中国弧”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如果我们在中国拉一条线从东北到西南,会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相似性,罗森的观点是近十五年来提出的,一定程度上他所见到的考古学证据很更丰富。第一个方面过去这15年考古学,无论是在中亚还是中国,都是一个大发展。

问:4.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在您所讲述的历史时段里面比较有名的例子应该是神话大禹治水。最近吴钦龙有一篇文章是关于黄河堰塞湖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和夏朝的关系,我想请问基德博士,有没有关注到这篇文章,并做一个简单的点评。谢谢。

基德博士答:这篇文章发表时询问过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但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结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如果当时的话有些事情系里最严重的一次,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环境考古中所呈现的地质证据。从逻辑上来看,如果有洪水就能证明传说的真实性,这样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但是,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出现后,能引起大家在文章之外的讨论,这是好的。

\
现场观众提问

下一篇:没有了上一篇:贵博讲坛(4)纪要 || 梁太鹤:夜郎与夜郎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