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纪要||杨庭硕:“百苗图”研究的对象、价值与方法

来源: 作者:贵州博物馆-办公室 阅读:275次 发布时间:201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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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苗图”研究的对象、价值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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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杨庭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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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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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大家下午好!在此我非常感谢贵州省博物馆领导对我的邀请,希望能把自己对“百苗图”的了解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非常看重这个机会。我从事“百苗图”的调查与研究已经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有很多疑惑,也有很多心得,希望和大家分享。今天我要讲的“百苗图”源远流长,经历了200多年的光阴,不断发展、演化,不仅为中国所熟知,也为世界所熟知。在此背景下,得益于现代互联网技术、搜索引擎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在历史上很难一睹的众多版本。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和前人的研究已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学习,不当之处,请大家给予批评与指正。另外,把“百苗图”这项优秀文物的现代价值、历史价值加以总结,使其焕发光辉,服务于当今的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关于“百苗图”,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百苗图”的研究对象;第二,“百苗图”的研究方法及存在问题;第三,“百苗图”研究的当代价值。最后我要留下一点时间给我的一位学生,她在我的指导下,系统梳理了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所藏的“百苗图”版本,她想把这一珍贵的文献呈现给大家,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特别是引起我们贵州文博工作者的关注。目前除极少数人知道外,这些珍贵版本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公开面世。这些珍贵版本凝结着我们国家很多老一辈学人的心血,也贯穿着国际友人对我们贵州民族文化的关注。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搞“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由此看到,围绕着贵州的民族文化,不仅是我们在关注,世界各国也在关注。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这么一个良好的历史记忆,让我们感到兴奋,也让我们感到更多的慰藉。


一、“百苗图”的研究对象

(一)“百苗图”的指称对象

“百苗图”是一个后期的习惯性称谓,并不是理想的或准确性的称谓。用什么名称来称呼这一个系统的民族图志,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历史上由于受限于印刷技术、出版条件,对那些文字的文献——不管是刻板、手抄,都有规范可行,至少可以做到稳定传承。但是对民族图志而言,它是图文相配的,不仅有文字,还有图。具体到“百苗图”,还是彩色绘图。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没有批量印刷出版的可能性,要扩大它的传播,就只能誊抄。但是,因为时代不同、抄录目的不同,抄录者不同,都会导致所誊抄“百苗图”的内容发生很大的演化,抄本和原版本之间,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很多始料不及的,甚至根本无法避免的演化,这些演化有好的、也有错的。因此,我们研究“百苗图”这一历史文本,存在着很多困难。怎么找到研究的工作底本?找到以后怎么去甄别、去评价底本的价值?甚至包括怎么去称谓这一系统的文献,都存在着困难。 

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梳理可以知道,我们所称的“百苗图”,它真正原始的称谓是《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百苗图”是在这一系列图册问世100多年以后,人们给予的习惯性称谓。《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产生以后,演化出不同的抄本,这一名称需要指代的对象变得琳琅满目,名称也演变出“黔苗图说”、“苗蛮图册”、“柒拾贰苗全图”等众多名称。到了20世纪初期后,“百苗图”作为这一系统的文献图志名称,被逐渐固定并流传下来。

今天我在讲演中也称为“百苗图”,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个名称是最好的、最恰当的。而用《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方面是很陌生,另一方面是也不能包含这一传抄系列本身的价值,所以我们姑且使用“百苗图”这一名称。至于以后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寄望于在座诸君的努力。

根据目前的研究,《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大致形成于清嘉庆年间,大概是清嘉庆五年(1800)至嘉庆十年(1805)之间,时任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首次把它编绘出来。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前,八寨一直属于“生界”,此前的历代王朝并不了解这一地区,雍正“改土归流”后,开辟“新疆六厅”,八寨即为“六厅”之一。开辟“新疆六厅”以后,朝廷为加强对“新疆六厅”的统治,需要对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有新的调查和认知,这些调查和认知需要有相应的文字、绘图资料作为支撑,这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提供了广泛的调查资料。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非陈浩一个人的调查成果,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前人调查、积累的资料,陈浩把这些资料都收集汇编起来,作为治理贵州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当然,《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有很多认知上的不足,以及资料传承中留下的讹误,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以后,被收藏在贵州巡抚衙门,主要是供施政参考使用。所以它一开始利用价值就非常明确,而且有很具体的指向性。

在今天的学术界,存在很多质疑,陈浩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书失传,现在流传下来的各种抄本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一系列的疑问在现在研究当中经常出现,很多知名的专家都提出了质疑,这个不足为怪。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有两条证据足以证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即“百苗图”的原始底本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是李宗昉编纂的《黔记》,即嘉庆《黔记》(相对明郭子章万历《黔记》而言),嘉庆《黔记》对《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文字部分做了完整的摘编,还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说这个书是谁编的,藏在什么地方,而且还在说明中称自己亲自看过此书,所以把它的文字部分摘编出来,收录在嘉庆《黔记》里面。现藏贵州省图书馆的李宗昉《黔记》,是光绪年间的刻本,也是目前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早版本。也就是说,至少在光绪以前,国内的学者不会怀疑《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真假,《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由陈浩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亲自把它汇编成书,所以说《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存在,至少在光绪年间不成为问题。至于陈浩是不是有其人存在,这是以后出现的问题,也是由于研究资料的不充分、各种条件的限制所导致,提出质疑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第二个证据是最近才发现的。一个叫白佐良的著名意大利学者,原来在中国当过十余年的外交官,精通汉语,是意大利知名的汉学家。1987年,白佐良在《East and West》杂志上,发表了《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珍藏的中文图志:对中国西南各族民风的图文阐释》一文,文章介绍了在意大利国家地理学会的图书馆里,收藏有16种“百苗图”抄本,这批藏本中有一本就叫做《百苗图》,白佐良将此16种“百苗图”做了简短说明,并将其中一个抄本,即《黔省苗图》的文字内容进行翻译并注释。白佐良的文章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旁证,文章详细记录了世界各国收藏“百苗图”的传抄线索。其中提到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德国人,他在19世纪中叶偏后时期写的文章中,介绍了一本关于中国重要的书,书中提到82种苗族及附图。但李宗昉和那个德国学者之间毫无关系,却都不谋而合提到“八十二”这个数字,也提到了这个图志的图文并存的体例,而且两者间的文字说明可以相互印证。所以说,即使中国人不知道有这本书存在,外国人也早就知道。另外一位是英国的勋爵,因为和中国的关系,他收藏了一个抄本,这个抄本是什么内容不得而知,但是该抄本也是82个条目。从这个抄本出现的时间来看,刚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外国人可以定居中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位勋爵写了一篇文章,留下了这么一个记录。据说他收藏了一个真实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抄临本,直至今天,该临抄本还被这个家族所珍藏。该抄本应该是一个特证,证明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早就存在。

白佐良先生的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陈浩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一个历史事实,是一个中外学者都认可的历史事实。所以,在以后的“百苗图”研究中,怎样追寻它的原始版本,怎么研究它的演化过程,将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需要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究中一个需要扩展的领域,这一点我愿意和大家共勉,共同来做这个工作。

在白佐良的《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珍藏的中文图志:对中国西南各族民风的图文阐释》一文中,有一点值得关注,他明确指出在意大利藏本当中有一抄本,就叫《百苗图》,这个名称出现对我刚才讲的这个题目关系至关重大,也就是说,到了民国年间,原来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出了一个新的名称,叫《百苗图》,经过查阅,内容不是82个条目,而是整整100个条目。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版本中做了很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前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之外,还逐步发现、增补了另外18个生在贵州、长在贵州、能够代表贵州民族群体的人群。这个版本的出现有三重价值。第一,它说明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原始版本,这说明了“百苗图”的源头是《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这个版本中,增补的内容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并说是前人传统版本不充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它说的前人传统是什么?又是如何划界的?这就是时间的定位问题。还有,为什么要定为“百苗”,而不沿用原来的“八十二”,这是有依据的,而且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三,这个版本当中有很多内容,既继承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原有内容,又做了很多改动,而这些改动是针对民国时代的需要。从清代至民国,行政体制发生了改变,民国以前的各种原始藏本的地名、人名、族名都发生了变化,立足于民国时代的行政格局,“百苗图”将这些名称加以更改。

其中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为什么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改称为“百苗图”?对版本源头的追踪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收藏了民国年间的一个珍贵版本,书名叫做《百苗图咏》。该版本的体例与意大利藏本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有差异。它承袭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内容,但是图画全部改画,体例上也有所改动。加了注释,对《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文做了改动、另写,并且做了注释,包括典故、名称的演化、字词句都做了注释,这是很用心的。另外,在每幅图的文字后面,附上了《黔诗纪略》里面的诗,以加强文字的说服力。查阅该《百苗图咏》序言和后记发现,这是《清史稿》主编赵尔巽亲自组织专人撰写的。在宣统时代,赵尔巽和赵尔丰兄弟远征西藏,抵御英国殖民强盗入侵,和贵州有了更深刻的接触。所以这个《百苗图咏》的编纂背景非常特殊,是在特殊的时代编纂出来的。根据这一点可知,意大利藏本不是标新立异,它其实是从赵尔巽的《百苗图咏》中延伸出来的,这种延伸是一种非常规范的学理性延伸传抄。

另外,在这个背景下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传抄。要把真正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准确的反应出来,难度太大,于是民间就出现了一种翻刻本或者手抄本。这种手抄本不是传袭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其他版本的延伸本,它书名也叫《百苗图》,但是它编的是82个条目,而非100条。但文字是李宗昉《黔记》的转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将乾隆《贵州通志》的文字做了改动,都保留了82个条目的内容。不过图画无法复制,于是利用《皇清职贡图》的图画,组合成单人肖像画的《百苗图》抄本。这类抄本不是对《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严格意义上的传抄,而是把两本书的内容合在一起传抄出来,虽然也叫《百苗图》,但谱系上的差异是非常值得深究的。因此,研究“百苗图”时,不考究其版本来源,会造成时代上的混误。

(二)“百苗图”诸抄本的谱系简介

“百苗图”各抄本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传抄的,从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作,一直延伸到光绪年间,在将近100年的漫长历程中,有很多人致力于传抄并推广,传抄了多少版本,现在根本无法统计。经过多方调查,对世界各国图书馆的藏本进行系统分析后,下面几个版本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根据我个人的认识,对这些抄本的相对价值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评价。

1.“博甲本”——《黔苗图说》

《黔苗图说》简称为“博甲本”,现珍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现在是国家珍贵古籍,因为是博物馆所藏的甲种本,所以我们习惯称之为“博甲本”。上文提及到,将《皇清职贡图》的附图和李宗昉《黔记》的文字部分拼合起来的抄本,是博物馆的乙种本,简称“博乙本”。这两个版本的质量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博甲本”不是在贵州传抄,也不是在贵州任职或者到过贵州的人传抄的,而是由另外一批人传抄。对该抄本的流传经历及抄本中的各种印章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个抄本的主持人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家族的人。这个抄本原来也是这个家族的藏书,后来由这个家族的后人带到甘肃(赶水),后来贵州省博物馆的刘锦先生征集、入藏贵州省博物馆。虽然这个抄本掉了2页,但这是今天能够看见的、最接近陈浩原本《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个抄本。除了其主持抄汇人是知名人士之外,它还是由安徽和江苏两省的知名文士共同抄汇的。这批人中最著名的是张廷珏,他是清朝宰相张廷玉的远房族人,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经过对印章的识别,有些印章是艺术鉴赏章,有些是代表人名的章,这些印章的出现,为这个书的成书时间,传抄目的提供了有利的佐证。可以准确的认定这个抄本是在道光年间成书的,而且成书不在贵州。很可能是嘉庆年间,陈浩任职贵州,而陈浩本人又是江苏人,所以“博甲本”依据的底本,很可能就是陈浩带出贵州的,当然也可能陈浩本人就参加了“博甲本”的传抄工作,这是需要研究证明的问题。将版本的文字和李宗昉《黔记》对比,传抄者对“博甲本”的文字做了大幅度的改动,用词典雅,这也符合乾嘉学派的文人身份。绘画肯定也做了改动,虽然传抄者依据了底本,但在理解上肯定会出现差异,以及存在技术上的偏颇。如果英国那位勋爵所收藏的抄本还在,也许它是最接近“博甲本”的一个抄本。

根据上述内容,“博甲本”的价值最值得肯定,虽然漏掉了2幅画页,但可以确定它是目前已知的各藏本当中最好的、最接近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版本。“博甲本”已经成为“百苗图”研究中的一个工作底本,它的文物价值不可低估。

2.“刘甲本”——《七十二苗全图》

第二个抄本是《七十二苗全图》,简称“刘甲本”,是由贵州省政协委员刘雍先生收购、收藏的一个抄本。这个版本的来路很特殊,它是曾任贵州大定总兵的一位清代官员的家藏本,后来被杨尚昆主席收藏了,之后被刘雍先生以艺术方式把它收购过来。

这个抄本与“博甲本”不同的是,它更多承袭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左图右文的体例,不像“博甲本”图文合为一页,即在图中的留白处题文,这说明这两个抄本的传承体系各有源流。“刘甲本”现在只剩下72幅图,据刘雍先生介绍,原来的物主留下了其中10幅作为纪念,没有转让给刘雍先生。

“刘甲本”基本保存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原貌,但和“博甲本”相比,它的典雅和绘画精度有所欠缺,但绘画中融进了许多西洋画法。“刘甲本”对于校勘后续藏本当中的讹误以及误解抄错抄乱的部分,能够起到订正作用,因此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

3.“刘乙本”——《黔苗图说四十幅》

现在我们接触比较多的还有《黔苗图说四十幅》,简称“刘乙本”,是刘雍先生收藏的第二个抄本。这个版本传抄时间非常晚,但改写的内容非常值得关注,有些内容是早期抄本当中没有的。比如“大头龙家”,图中画出苗族妇女帮人喂马,把马的毛梳下来打成绳子缠头。因此“刘乙本”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其中的讹误也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加以甄别使用。

4.I.H.E.C.,Paris

相较于前面介绍的各个抄本,法兰西藏本的价值比较特殊。1905年,湖南人李端棻任职贵州,与贵州卢春湾天主堂拉丁神学院神父有很深厚的友谊。因为他身份特殊,可以接触到省政府的藏本,然后将省政府藏本改画,因为在这个抄本中可以找到李端棻的化名印章。这个抄本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中也有收录。

值得注意的是,该抄本并没有完全忠于原作,而是做了很大的改动。在清朝后期,贵州很多少数民族和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如“白龙家”贩卖生漆,“高坡苗”、“顶板苗”、“水家苗”等条目中涉及到市场运行,这些是理解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个版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可以看到清末贵州民族文化的变迁,而且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很大作用。

5.《百苗图咏》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珍藏的一个抄本,名称就叫做《百苗图咏》。这个抄本基本上是全部改写,几乎改变了原《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体例,虽然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内容,但这其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传承形式。在清代,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如“改土归流”、乾嘉苗民起义运动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些变化中,清政府关于民族通婚政策也发生快速变化,有时坚决禁止汉族,即汉族军士和客商与苗族通婚;有时又鼓励通婚,多次反复。该版本的“变苗”条就记载了这一变化,即乾嘉农民起义后一段时间禁止通婚,后来又开放通婚。开放通婚后,很多人既接受了汉文化又接受了苗族文化,他既读书也考科举,同时又说苗语穿苗装,跟苗族认了亲家,有的甚至加入苗族谱牒,祭祖当中还按照苗族谱牒来祭祖。“变苗”这一条目记载的就是这一特殊群体。

如同“变苗”条,《百苗图咏》还保存了许多这类来自底层的文化变迁的资料,包括抽烟、饮酒、市场贸易等生活习俗的变迁,揭示了时代的变迁给民族文化带来的新内容。

6.民国年间诸抄本

在辛亥革命以前,“百苗图”的原本——“博甲本”所依据的底本或副本是存在的,辛亥革命的一场大乱,这个底本或者副本可能丢失了,政府存的书荡然无存,怎么丢失的无从稽考。而19世纪中期外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百苗图”的存在,许多传教士、殖民官员、外交官、外国的商人蜂拥而至,到处求购“百苗图”。在这个阶段,“博甲本”基础上的副本底本就成了依据了,为了盈利的而传抄的版本就多如牛毛了。除了上述英国勋爵所藏的那个家藏本外,民国时候绝大部分传入外国的抄本都和市场盈利有直接关系。

这类衍化本有两个典型的抄本,都各有来历,是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台甲本”和“台乙本”。民国时期,傅斯年先生购于北京琉璃厂,1949年将其带到台湾后捐献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芮逸夫先生全部翻译出版,同时也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编在其序言里面。

芮逸夫先生认识到这两个版本有疑问,他没有说是真本,而是提出疑问。后来经研究,这两个版本大致都是伪作,是几经转手的抄本,凭着印象绘画出来。画图本身精美,但却是伪托名人。比如说“台乙本”,名叫《番苗画册》,其实正确的应该叫《逋苗画册》,这个“逋”字是从古汉语中转译出来的,过去把它读成“番苗”可能是有疑问的。

这个版本图幅不多,只有十几幅画,但是它有文有诗,却伪托名人,加盖了乾隆皇帝的御用章——“古稀天子之印”,又拿到皇帝行玺盖了很多印章,而且还盖了郎世宁的印章——“臣世宁恭绘”。郎世宁是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时为宫廷画师,供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名赫赫,据说这个版本还是他画的。还有一个书签,书签说明是“热河行宫藏品”。不言而喻,凭这几个印章,这件作品肯定卖出高价。这种托古作伪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另外,抄本中有大量的错别字,这也是该抄本为伪本的重要证据。

还有,“台乙本”上没有加盖康熙皇帝的印章,而是加盖乾隆晚年“古稀天子”的印章,但也是伪造的。至于“热河行宫”的题签,位置都贴错了。作为宫廷藏书,题签要贴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皇宫的书有专门的规范,不能乱贴,更不能贴到最后一页去,因为查找书用的题签不会贴到最后一页。像这样的低劣的错误,在这本书中屡见不鲜,所以应该说是过去过高的估算“台乙本”的价值,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杜薇女士发表在《民族研究》上的《台湾新版<番苗画册>真伪及价值考辨》一文,专门讨论其真伪问题,大家可以参考。

除了这个系列的抄本之外,还有把《皇清职贡图》和李宗昉《黔记》对接起来的类似抄本,这种抄本很多,包括云南大学藏的《金竹百苗图》。这个抄本在文字上做了很大修订,假传是金竹土司流传出去的,但雍正时代都已经罢废了土司制度,所以这些都是疑问,值得注意。

另外,这个抄本的系列内容很多,价值不大,在此不多赘述。但是,这部分抄本对普及“百苗图”的内容而言还是很有作用,而且其中有些抄本是套成一个本,因而在研究印刷技术上,也具有参考价值。

7.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藏本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中国著名地理学家丁文江先生,他凭借其地质学研究扬名海内外,是世界很多个地理学会的知名会员。不仅如此,他还进行民族学调查,并且编撰了少数民族字典《爨文丛刻》,亲自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做民族调查。在这里我不评论丁文江先生的地理学研究,但他对于民族学研究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不仅很早就开始参加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也和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很多前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在这里要提的是,现在流落至国外的,凡属民国时代的“百苗图”抄本,绝大部分和他有关。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因为当时中国做信息工业,就需要做矿产研究,因此将安德森请到中国搞地质普查,因此也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研究。

意外的是,中国猿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现了。与此同时也推动了丁文江这一批地理学者,从国外留学以后带回来中国,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西方的人文地理研究非常有价值。这个背景下,丁文江先生就用北洋政府支持矿产开发的经费,组织一批人改绘 “百苗图”抄本。从抄本的学术地位上说,虽然这是一批低档次的抄绘,但抄绘量却很大。

然而,这一批资料并不是为中国所抄,而是准备抄绘以后分散给世界各国,邀请世界各国的学者一起来研究这个人文资料。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学术视野的举措,但可惜还未完成之时,北伐战争打响,北洋政府的研究经费被冻结。与此同时,汪精卫控制武汉,发生战乱。在这样混乱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抄本的去向该怎么办?于是丁文江先生找到当时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个意大利翻译,名叫朱塞佩·罗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意大利藏本就是这样得来的。抄本的独特性、真实性、有效性、归附性毫无疑问,非常珍贵,一会由我的学生做进一步说明。

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这些是真实、单纯、准确的传抄了“百苗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延伸、变化,得来的传抄结果,所以这个抄本和前面所讲的抄本是有差距的。大致而言,民国以后的抄本都有很多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差异来看待抄本的特殊价值,看到民族文化的变迁,人民对民族平等的认识等等,所以在这个研究领域,以后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总之我把各个抄本的谱系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三)“百苗图”研究需要澄清的三个概念

现在围绕“百苗图”抄本或者“百苗图”的史料价值、现代价值,学界存在着很多争议。产生争议的根源,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弄清楚“百苗图”这份历史文献的系统,以及怎么界定这个系统?很多争议就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学理界限把它界定,在这我要讲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民族图志和“百苗图”

“百苗图”和历史民族图志之间有很大关系。大致而言,“百苗图”是彩绘的贵州民族图志,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民族图志的编纂在中国由来已久,历史上类似图志的编纂是史不绝书,从周代开始,之后的秦、汉、唐等王朝都在编纂,所以,“百苗图”和历史民族图志应该严格区分。作为我们要研究的“百苗图”对象,如何划分它的起点,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人说,起点应该从贵州有民族图志就开始划分,那划在明代就可以,因为明代就已经编绘过类似图志。只是当时只编绘了15条,为什么只有15条?原因很简单,因为明代的贵州省所辖疆域,只有6万平方公里,现在是17万平方公里,不到一半。当时湖南、贵州、广西等省的许多疆域,是到后来才划分到贵州,因此当时所编的贵州民族图志,不会有界限问题。大家查一查李化龙的《平播全书》,里面只讲了13个少数民族,其他的少数民族不在当时的贵州区域内,如此而已。

所以,民族图志的编绘可以追溯很远,但与“百苗图”,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那个时候贵州的界限、时代背景、政治背景等都不一样,因此两者图志的内容、体例,以及要表达的意思,就不能看作是同一个系列,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民族图志,是一个民族志或者方志的一个体例,是一个大的谱系。 “百苗图”只是一个小的谱系,内容非常具体,首先是涉及到贵州,而且是贵州疆域和现在基本一致,民族归属大致稳定,所以这两者之间需要在界限上加以讨论。

国内一些已经出版的专著,包括一些博士论文,说“百苗图”成书于在乾隆时代,例如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中的序言,是乾隆四十年左右做出来的,因此陈浩不过是改绘而已。如果没有乾嘉苗民起义的背景,那么有关内容就不会被编入,而乾隆《贵州通志》里对民族条目的分类也不一样。比如把荔波县的6个民族作为1个条目做总结,这就和“百苗图”不同。所以关于“百苗图”起源讨论的结论,值得深思。

2.贵州民族图志和“百苗图”

“百苗图”是贵州的民族图志。以往很多研究者,认为给少数民族画肖像或者绘图由来已久,有人甚至说唐代的步辇图,也有文字说明,就是民族图志。这当然是民族图志,但我们研究的是“百苗图”。而搜遍唐代所有的民族图志,和贵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的贵州是在南诏政权的控制之下。所以,要定位“百苗图”研究,是要研究归附于贵州的民族图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把《皇清职贡图》作为“百苗图”的起源,因为两者之间的文字、附图都比较相似,但这样的探讨是有欠考虑的。原因很简单,《皇清职贡图》是面向全国所绘,并不只是贵州,所以时空的范围不一的。另外,《皇清职贡图》改画几次,每一次都做了很大改动,其中的许多内容和“百苗图”的表达内容,很不一样。加上《皇清职贡图》的官方意识很浓厚,而“百苗图”收录了很多民间内容,光这点就有很大差异。

3.百苗图及各仿作图志

“百苗图”及其仿作本的界限要划分清楚。前面已经讲过,现在称为“百苗图”只是用语方便,但并不是必须称“百苗图”才对。其实“百苗图”这个名称也不完全正确,实际上贵州世居民族的界限还有待研究,还不能够说只有100个。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百苗图”抄本的价值日渐重要,仿作、伪作越来越多,但二者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为了收藏或者研究而进行仿作是一回事,官方组织抄绘是一回事,但为了盈利进行伪作就大不一样了。

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抄本,抄本内封面写的是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前夕两个月,才收藏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必须要注意这个时代背景,它可能和日本侵华军收购中国文物,贩卖到日本有直接关系。这个抄本出自杭州的西冷印社,里面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抄本当中所反应的事实,和原本的“百苗图”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侵华军收藏这些抄本的目的和用意,显然值得加以深究。

类似的仿制品还有很多,尤其是机械仿造,例如前边提到的“台甲本”就是很典型的仿造本。只是将其他抄本中的人物临摹,但背景材料却是想当然绘画。“台乙本”虽然绘图精美,但居然在图上画了江南的台拱桥,这在贵州是没有的,许多江南水乡的内容画进了抄本中。通过这些伪作本去认识贵州民族,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实际上,“百苗图”的研究对象很清楚,就是从陈浩原作出来以后,基本上忠实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传承下来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意图的抄本,都是珍贵的史料,要通过时间序列、空间布局,以及传抄的动机、传抄水平质量,来展开研究。经过这样的研究以后,我们再来认识“百苗图”所反应的内容,这也就是我们希望研究的目的和内容。


二、研究方法例举

“百苗图”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献,具有多重研究价值。那么在研究“百苗图”时,必然会涉及到研究方法问题。在这里,我将从5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百苗图”抄本的研究方法。

中国研究文献和历史传统,就是使用考据学 ,版本学、目录学等方法进行考订,这是我们研究历史最规范的方法,也是影响深远而且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方法。但把这个方法运用到“百苗图”研究当中,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首先,“百苗图”是一个孤本,所以抄本的真伪无法判别。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目录学、版本学在“百苗图”研究中很难派上用场。因此,我们拿到一个版本后,基本的研究就是要先查清楚,抄本的抄绘时间、抄录者,抄录目的等,但要查清楚这些也很困难,我们无法找到参考资料。目录学无法告诉我们,版本学的著作也无法告诉我们,我们就只能够在拿到的版本里面找论证。这样一来,在“百苗图”研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印章。中国文人做事情都喜欢用印章,所以“百苗图”抄本中印章的价值很大。根据印章判断作者是谁,判断学术经历,再根据经历看作者的学术思想,我们是用反推的方法。而不像传统的考订方法,先把目录版本查清楚,这本书叫什么名称,提要、目录的内容有哪些。就如看《四库全书》,看完提要以后再看正文。但“百苗图”的研究是在抄本中找印章,找线索,看避讳,再去发现来路。我们前面敢断定“博甲本”是目前我们所见过最好的版本,包括中央民族大学藏本、北京图书馆藏本都不如这个版本。依据很简单,这个抄本里有桐城姚氏的收藏印章,如果光从装裱、质量、纸质、传抄精度来说,不具有说服力,但印章具有说服力。

其次,国外的“百苗图”抄本也是如此。抄本中,如果没有国外的收藏印章,也很难断定抄本的真伪以及抄成时代。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品,不知道抄成的时间,但抄本中有收藏章,根据收藏章,可以知道收藏时间不在民国初年,而是民国中后期,是民国政府建立之后的事情,这些问题就很清楚了。

在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 “博甲本”印章,“博甲本”内容丰富,本身就是艺术欣赏品。里面印章繁多,不仅有艺术鉴赏章,还有私人印章、私人的别号用章、雅号用章等等,这些丰富资料提供了准确证据。所以在这个版本的认证中,传抄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另外,《百苗图抄本汇编》中的“民院本”也值得注意。这个抄本没有印章,但整篇文字都是按照广格体例书写,看笔锋就知道抄录者学养深厚,因此可以猜测是当时的文笔师爷代人传抄。这个抄本的来路就很清楚,从抄本文字的字体来认识。还有一些,是看文字当中的避讳用法,这个可以清晰的找到。

在鉴定当中,很值得给大家介绍法兰西藏本,此抄本中并没有李端棻本人的印章,但是里面有一些带有人生感慨性的印章,这些印章说明了李端棻曲折的经历、身世。相关文章可以参看《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这里不细说。

大致而言,考订的内证很重要,内证的内容很丰富,文字、印章、绘画风格、用色颜料,这些都是代表性内容,都可以进行深入研究。抄本的抄成年代,抄本中的装帧问题,材料、格式的选用,这些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一)传统考据方法面临挑战

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于书的序言、目录和后记很看中,但“百苗图”抄本有很多不同的装帧体例,有的是一本书,有的是折起来的条幅,还有的是个简竹。也就是说,很多“百苗图”抄本,有些连序言都没有,这对传统的考订方法是一个挑战。

比如“刘甲本”,它是一页一页的散装,一页是图一页是文,没有编号,没有题目。我们进行编号,还是根据李宗昉《黔记》来恢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本也存在这个问题,抄本只有40幅绘图,如果没有李宗昉的《黔记》作为参考,抄本顺序都不清楚。像这样不同的装帧体例,给考据学研究造成很多困难。

但如果抄本中有序言,就应该高效利用。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关于伪本的识别,就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本,那个藏本识别的依据很简单,别的抄本没有序言,但这个抄本却有,序言部分提到了布依族,但抄本中却没有关于布依族的图文内容,这就文不对题了。这样的序言很具有迷惑性,有印章,文字公正、流畅,看上去是一个真本,但经不起史实考证。原因很简单,亲王傅恒没有见过郎世宁,乾隆四十五年的时候,傅恒已经不在人世。

另外,它是由清朝乾隆时代的傅恒亲王亲自组织编绘,其中还隐含涉及到郎世宁。这个序言页面上加盖了两枚印章,其中一个印章为“福恒”,另外一个印章为“舫亭”。“福恒”和傅恒,音相同但是字不同,经过查证以后,印章是真的。李莲英的干儿子也叫傅恒,也是满族,李莲英倒台以后被抄家,抄家以后,西冷印社的画师买到了这个文物,因为同音的关系,然后加盖“福恒”的印章。在卖出之前,加盖同音不同字的印章以及书写序言,说明已经做好准备卖出这个伪本,同时,抄本中部分内容也是真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所以对“百苗图”研究而言,这样的考定工作很难,稍不留意就会做错。对考订工作者来说,这样的考据方法和传统的考据方法,确实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二)时空界定面临挑战

对时间和空间考订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难度。既然是传抄本,大体还要遵从原来抄本的基本格局,就算改动也只是微调,但这些微调不引人注目,会引起很大误解。比如“百苗图”正规抄本中第一条是“黑倮罗”,第二条是“女官”,但奇怪的是,意大利藏本中的某一个抄本,把“女官”改写成“耐德”,这个改动合情合理,但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写?这就是关于抄本时代的暗示。

前面讲过,在这个抄本中还有更明确的暗示,就是文字部分使用了民国时代的地名,例如把州改成县。大家知道,“女官”是指土司制度下的土司配偶,可以代行土司职务。但民国时代土司制度已经罢废,再称为官也没有意义,也没人理解官的意思,外面的人更不清楚。所以这一个改动,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信息。因此可以断定,此抄本的传抄时间不是清代,因为清代还存在“土司制度”和女官制度,虽然罢废了大土司,但是彝族的小土司,妇女仍然可以当官。所以这样的提示,具有重要价值。

另外,比如说“花苗”,这里用“博甲本”和“刘乙本”做比较。两个抄本虽然都称作“花苗”,但绘图内容却完全不同。“博甲本”和大多数抄本一样,绘图内容是“孟春跳月”图,而“刘乙本”却是“交流蚕艺图”。“百苗图”其他抄本,包括方志,都没有苗族养蚕的记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提示,这个问题涉及到贵州省的很多长部,宣统年间贵州最后一任姓李的巡抚,1905年主办了贵州的蚕商学校,也就是现在贵州省农科院的前身,同时组织了对国外的农业知识的引进,奠定了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基础,功不可没。为了表现“花苗”接受了政府号召,于是增补“花苗”养蚕的内容,这并不是错画,而是由于时代原因增补新的内容。经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后发现,“刘乙本”不是严格按照此前的抄本抄成,而是抄成于清代末期,当然也不是民国时代的产物,因为民国时代已经没有养蚕的文化事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乙本”绘图中的房屋墙壁,并不像是少数民族住房的墙壁,而是清代时的规范的住宅。上述内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

虽然“刘乙本”没有忠实于“百苗图”原作,但其他部分内容是忠实的。例如苗族妇女收集马尾来缠头发,这些是新鲜内容,很有价值,不能一概而论。通过这样一个线索,认定传抄的时代和空间,传抄的背景和目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希望大家可以举一反三,以此深化对“百苗图”的研究。

(三)传抄意图考辨

传抄观念上如果作伪,也很容易加以判辨。例如“九股苗”,“刘甲本”、“博甲本”、“意大利抄本”之间,绘画和文字内容有很大差异。文字说明描述“九股苗”很凶悍,体现为和猛虎的搏斗。但乾隆《贵州通志》里的“九股苗”,文字描写这个民族如何顽劣、凶悍,和“百苗图”的凶悍完全不同。

“百苗图”体现了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由于这个民族生活在深山老林,必须和猛虎搏斗,才能生存。用于射杀老虎的武器装备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文化生态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而乾隆《贵州通志》编成于乾隆中期,那个时代要开辟苗疆,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编成时代不同,是乾嘉苗民起义后的时代背景。一个是来自民间草根的认识,一个是官方的评语,二者拉开差距。所以“百苗图”的传抄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在绘画当中凸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和乾隆《贵州通志》中凸现政府如何镇压、征缴“九股苗”,呈现了很大的反差。

嘉庆时代,如何认识草根情况,反而变得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乾嘉苗民起义时,四周都是混乱的,但黔东南“生界”的“清疆六厅”,恰好在雍正之交的时候很平静,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九股苗”和当地生态的关系,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作者也是针对这样的需要,而打上时代印记,如果不细心就没有办法发现这一点。如果光看“百苗图”,而不与同时代的文献做比较,也无法发现这个问题。因此,研究的难度和挑战性就显得尤为突出。这样的时空界定问题,也很值得注意。这样的内容不胜枚举,还需要继续深化,因为不仅是“九股苗”,其他条目也都涉及到相关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四)文化生态分析法

贵州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建设很成功。“百苗图”作为重要的民族图志,图文并茂,可以让今天的研究者了解,当地的少数民族如何与所处的生态系统建立联系,如何生存,这些人们改造自然和利用资源的办法有哪些,对于今天的生态建设有哪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等,这也是其他文字图集做不到的地方。

首先来看“克孟牯羊苗”,由于抄绘时代不同,文笔的工整也有区别,绘画的技术也互有短长。但不管怎样,这个条目的绘图反映了文化生态,是非常有价值的。此前研究只是从印象出发,认为当地苗族居住山洞的行为很落后,其实它反应的是当地实情。

过去在田野调查时,当地乡民对于居住山洞的问题,都有些自卑,因为别人认为这是一种落后。但汉民族结婚入洞房,就是根据“新开窑洞”即给新人开窑洞而来,汉族的“洞房”不算落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当地乡民如何利用生态环境,改造环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外,图上画的男人,扛着一个类似于铲子的农具,通过阅读条目的文字说明,知道那是“铁镈”。这个文字说明,最早来源于《炎徼纪闻》。但是以形象生动的绘图形式出现,是“百苗图”抄本独有的。图中的山,悬崖峭壁,看似恐怖,但这是贵州喀斯特山区最具特色的地形地貌。图上可以看出,洼地底部的河流可以汲水。如果只从欣赏角度来看,这幅图只有艺术鉴赏价值。但经过深层次的生态分析后发现,这幅图具有重要的文化生态价值。不用犁、锄头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用铁镈种田?更重要的是,原文写到“耰而不耘”,就是不除草。为什么可以不除草?这些都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为什么不用犁?很简单,在喀斯特地区,土夹石、石夹土,根本没办法使用犁。锄头也不能使用,看上去是土,但挖下去就是石头,容易将锄头挖断。但“铁镈”可以,使用方法就是用脚把铁博踩到地下去,再往上一挑,把石头挑出来后,丢下种子,这是这样种植的。而这样的工具,完全适用于当地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特殊的种植需要。《安顺府志》中的这个地区,漫山遍野都是葛藤,因为葛藤收获的是根,要把那个根,需要用铁镈把葛藤从地下挑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农具,根本无法生产。

另外,关于居住在山洞的问题。如果住在山脚,洪水一来就会被淹,他们祖宗的坟墓也都是在山洞里面,所以这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住在山洞里面。在这样的地区,山势陡峭,石头随时会掉落下来,居住的安全成了最大问题,而最安全就是住山洞里面,因为山洞内部不会垮塌。

我在麻山调查时,经历过4次几十、上百米的巨石向下砸落的壮观景象,从后窗穿堂而过,砸至前窗。所以“百苗图”里所绘的内容和文字,两相结合,再加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就可以看到居住山洞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今天生态建设还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样的介绍,大家就无法揭示它的真实价值。所以,对“百苗图”这样的民族图志来说,文化生态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深化这种研究方法。

在“百苗图”抄本中,打猎是一个主题。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花仡佬”的狩猎场面。“花仡佬”的绘图内容是扛着野鹿回家,但他们扛野鹿的方法很特殊,是将野鹿的四个脚捆起来,再抬起。为什么用这样的捆绑方法呢?大家都知道,野鹿非常灵活,奔跑速度很快,很多人以为用弓箭射杀就可以,但 其实不行。因为野鹿是林中动物,它在森林里面穿行,以青苔为主食。知道这些后就能知道,捕杀野鹿不能使用弓箭,也不能使用弩机,因为它在林中穿行,有树枝遮挡,即使射击再准,野鹿在活动时也很难准确射杀。而当地少数民族采用的猎鹿办法,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即利用绳套捕猎野鹿。就是将绳套固定在野鹿必经的地方,通过驱赶,野鹿必定撞到绳套,野鹿腿立即被卡住,如图所绘,野鹿的脚被捆住。所以,野鹿被套上后,直接抬着即可,就是这样一个捕猎过程。我们讲的“花仡佬”这个民族群体,他们生活在山顶,实施刀耕火种。山脚底下是江河湿地,顶上是他们居住的高坡,中间的森林是他们的狩猎带,重要的动物是野鹿。这样的狩猎办法,不会伤及无辜,打哪个伤哪个。像这样的一种文化生态事实,能够为研究“百苗图”提供揭示价值,很有意义。

再看今天保护野生动物的方法,我们在动物的生息区安置摄像头,进行监控,其实这是个笨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少数民族的本土知识?他们光凭一脚印,就能知道动物的种类,公母,在那里安置绳套比较安全等等。如果让他们去监控野生动物,一举两得。

这样的绘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生态价值,需要进行文化生态的深层次剖析和研究,才能将这些画的真实价值揭示出来,为今天的生态建设发挥作用。同时,对于历史上给少数民族的落后、愚昧的诬名,这样一些具有民族偏见的陈词滥调,可以得到破解,对于我们维护民族团结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五)技术性限制的解读

“百苗图”抄本中的“爷头苗”,在绘画技术上有一个技术错误。图上所绘内容是人力拉犁来犁田,想当然会以为这种方法很落后。但这幅画在绘图上,有一个技术的障碍需要破除。原因在于,这里所绘画的侗族群体,是指现在的榕江、从江、黎平一带。在过去没有开辟以前,这里水田的泥沼很深,水牛根本不能前行,所以必须用人犁。你不要简单看是人拉犁,其实是在那样的生态环境下,根本没法用牛,因为牛一进去以后,那个泥水就到了牛的肚皮,牛根本走不动了,甚至会陷到里面闷死在里面。人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回避,横着走,不至于陷入泥沼里去。但为了展示这个技术的基本面貌,绘图内容好像是走在旱地里面一样,如果不注意这样的细节,我们就会误解、误读。当然田野调查很重要,包括越南的稻作种植,和我们早期贵州情况是一样的,这种例子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够看的出,所以深层次的研究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所以这个图的提示作用,经过技术上的限制把它破除以后,正确的复原历史面貌,像这样的绘画的研究价值很值得注意。

回到刚才的“披袍仡佬”,绘图中呈现了技术性的失误要纠正。图中的那个顾客,是挑着犁尖走,而且那个犁尖好像很轻,像要飘起来一样,这是错画。用熟铁可以加工成镰刀、锄头,但犁尖是生铁加工的,是要用熔炉炼成铁水,倒制而成,所以不能用这套工具去加工。因此绘图中,顾客扛着犁尖,工匠们在打铁,用的是打铁的风箱。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眼光,我们就很难识别原作中存在的问题,就不能给予匡正,使今天的研究者以偏概全否定“百苗图”的价值。但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它有特殊的原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认识全面,确实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这是200年前的东西,所以情有可原。

那是能不能用这种办法证明,历史各个民族留下来的服装到底属于哪个时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领域。在“百苗图”当中,它大大小小提到的纺织纤维,起码不下于十五六种,葛藤纤维、构皮纤维、芭蕉树干、木棉等等,然后还提到用马尾做纺织原料,用灯心草做纺织原料等等。

看上去只是一两个字,但是它所涉及的技术问题就非常复杂,要把构皮、葛藤加工织成精美的布,加工程序非常复杂。把古代留下来的文物级的衣服,抽一根丝,或纱,降解后散成纤维,染上颜色放到显微镜下一看,因为葛纤维、木棉纤维、芭蕉纤维、构皮纤维等各自形状不一样,在显微镜一看就看出。

如果这里面出现了棉花纤维,那肯定是假的文物,因为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前,贵州没有种棉花的。又比如说黄麻,也是假的,因为那个时候黄麻还没有传入中国。这样一来,根据纤维和“百苗图”的索引,就可以追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贵州各少数民族到底使用过那些植物纤维。这对今天的生态建设很有价值,今天我们穿的化学纤维衣服,丢掉又不会烂,焚烧还会污染环境。

以“百苗图”为依据,我们为什么不动原民族文化去开发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不是用原始的工具去开发,而是用现代设备去开发,可以为生态建设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技术局限,在研究“百苗图”时要作为重要的课题去探讨,才能对当代发挥更大的价值。


三、“百苗图”研究的当代价值

立足于现在的需要,根据我们已经收录的“百苗图”以及已经了解的资料,还有一些没有发现,需要进一步追踪回收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我要谈一谈关于“百苗图”的四个研究价值。

(一)史料价值

其实我们研究“百苗图”,它和我们探讨文献文字、文本的文献资料,它的史料价值基本上已经定型,不会有大的变化,我们只需要通过考定之后,就能知道传承当中的讹误、变迁和改动,此前的史料工作者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成功。但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困难,不仅仅是“百苗图”,像这样类似的民族图志,比如台湾藏的 “龙胜百苗图”(龙胜就是指广西龙胜),这是普遍性史料,是很常见的史料,这种史料的价值非常特殊。刚刚明确提到,传抄者是有意识的改动,他认为时代变了,之前抄本中的不存在内容需要删改,但有些也是无意识的更改,他没有想到改,但是涉及到具体技术问题,绘画人不知道那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工艺,所以绘画过程中出现错误。像这样的史料,虽然有错误,但有双重价值。不过,要发现和利用这些史料价值,和传统一般意义上的考定和史料梳理工作相比,就显得更困难,方法也需要改变,而且还要更大的责任心。例如刚才讲到的“爷头苗”,那个地方是山间的深水沼泽,怎么样去种水稻?但是又没有办法通过绘图表达出来,所以绘画只展示了局部,而且还出现一些错误。

这样的研究具有挑战性,如果没有经过实地考察,认真认识到当地的特殊生态背景,就无法理解。仅仅只有田野调查也不行,因为今天的生态环境已经改变,而且现在的科学技术很发达,在原来像种植水田这样的地方,现在可以直接把水放掉,沼泽地变成旱地了,成了一般性的稻田。但当时“百苗图”画成的时候,是深水沼泽的野生稻田,研究这样的文化事实,对贵州省的生态变迁,文化变迁,以及古代人们是如何利用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这些内容是文字资料提供不了的,因为文字很难刻画这些外在的变化,所以它的史料价值具有特殊性,但是也有具体的难度。这就是我们在“百苗图”研究当中,第一个要引起高度重视,也是发现价值中有待深化的侧面。

(二)艺术鉴赏价值

作为民族图志,本身具有艺术鉴赏价值,诚如大家已经看见的这些图,绘图精美,画中不仅有中国画风,还融进了西洋画法中的透视原理。有些内容是想通过中国绘画风格去表达,但是局外人很难看懂。

这里面举一个小例子,大家看到刚才意大利的抄本中,绘画街道上的树,大家可能会忽略其艺术价值,但仔细一看,那些树干斑痕累累。画家绘画时非常精细,经过仔细分辨能够看出,斑痕来路都不一样。规范修整的斑痕表面是平的,周边拱出来,但没有腐烂;而没有规范修整的树,树桩已经腐烂了。像这样的艺术表达,单纯从艺术鉴赏来说有价值,可以看出是历经沧桑的一棵树,但从当时的道路建设以及当时的生态知识来说,还有新的含义。因为树种上以后就不能随便移动,长期存在,但树又需要修剪,否则会挡路,影响行人行走,所以必须修剪。但从艺术表达上,准确刻画出修剪的方式,这一点在艺术表现力上是很难做到的。

还有刚才讲到的“克孟牯羊苗”,怎么样表现爬楼,汲水,这些都具有挑战性,因为对于中国的传统画风而言,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而意大利藏本是把几个场景进行有机组合,组合的时候增加表现力,因此可以看到更多的民族文化图像,这样的内容也是值得揭示的。

意大利藏本中的“洗澡”苗,其实就是把在不同的河流、湖泊洗澡的绘图内容进行缩编,进入那个洗澡状态的人,有的脱衣服,有的穿衣服,有的在深水游戏,这些景象被汇编起来。单画一个肖像画,不能达到这种效果,这就是民族学文化资料的展示和艺术表现的组合,也是此前的艺术评价当中很少注意到的,所以对我们研究“百苗图”是一个挑战。

绘图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准确表达,还不是追求目标。如何在有限的画幅当中,揭示出这个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披袍仡佬”中的风箱打铁,只能打镰刀,不能造犁铧,犁铧需要用另一种红炉来炼造,没有红炉,但却画了犁铧,实际上是把很多内容组合在一起。怎么界定对错,怎么建立评价标准,怎么看待它的艺术价值?这不仅是一个艺术评价问题,还涉及到怎么从艺术表现上揭示其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火葬场面。以往“百苗图”诸抄本中没有这个内容,但是意大利的藏本当中,反而有专门描绘火葬场面的绘图,人物表情生动,悲伤的情绪刻画的淋漓尽致,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场景的展示,也是 “百苗图”以后研究中需要深刻认识和注意的地方。在这方面我造诣很差,不敢妄议,希望在座艺术造诣高的同志,能够结合民族文化研究的需要,去理解、评估这样的艺术价值和鉴赏价值。

(三)对当代生态建设的启示价值

过去我们以为,“百苗图”属于历史,它是200年前绘制,虽然有传承,有改动,但已经成为了历史,没有现代价值。其实这个理解需要做一些修正,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问题,以为是人为破坏,或者政策错误导致的生态灾难。但其实有一点值得注意,从“百苗图”看,他们那些方法好像很落后,没有我们现在的技术。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当时的贵州有大量的商品出口在外。贵州是“麻之乡”,贵州省有麻山,还有专门的麻油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还专门表彰过贵州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贡献,并且亲自颁发嘉奖令。这里面讲到种麻的问题,提到种葛藤,用葛织布,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启示。因为贵州是山区,没有办法种植棉花,其他纤维也无法种植,但是贵州少数民族发明的纤维种植,是非常有用的。比如木棉,木棉的纤维是空心的,非常轻,保暖能力很强,本身是一个可以开发的东西,所以有了“百苗图”提示以后,如何种地,如何规避自然风险,如何利用当地的资源,这些对今天来说很有意义。

现在我们在技术和科学上好像很强,但我们也有弱点。所以 “百苗图”提示的内容,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刚刚提到的狩猎,只要变换一个思维,不让当地乡民捕杀野生动物,而是收集资料,保护动物。通过安装摄像头,但记录的资料实属有限,如果运气好,动物跑到摄像头范围内就能看见,但躲在树林里就无计可施。在森林里面要找寻野鹿,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有这个本事。在生态建设中,为什么不展示 “百苗图”的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彝族的畜牧、狩猎,仡佬族的狩猎,苗族种葛藤,侗族的林业,“百苗图”都有,这些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还原利用的,所以我觉得它在当代的生态价值是值得强调的。

在民族学研究中,我们有一个“民族平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站在这个视角看待“百苗图”,就可以发掘其生态价值,发掘的结果功在千秋,利在每一个公民。它可以做到很多现代技术无法做到的事情。

(四)对当代民族关系和谐建构的借鉴价值

看上去“百苗图”是将每一个民族单独绘图,但用费孝通的先生来说,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体现的是这个精神。里面提到“披袍仡佬”制作铁器,苗族织葛布,侗族卖森林,这些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运作,通过商品媒介和全国互有关联。以往只是看族系是否正确,更多的是静态看待这个问题,但我们很少注意条目背后,以及画面展示的内容。一个简单的例子,纺纱的布,一般纺纱的纱车是用于棉花的,而“白儿子”里的纺纱机是用于麻线,各种不同的工具,就是一个生态史。

刚才讲到“木佬”,他们使用火,但是容易烧掉房子,所以当地有“扫火星”的习俗,这是一个祭祀仪式。但内容值得注意,里面画了草龙,五色旗,其实是把汉族的道教内容加了进来。还有“宋家苗”里面的丧葬仪式,也是汉族的东西。而婚姻中的“夺亲”习俗,又是彝族仪式。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东西,也给别人好东西,在图中已经体现出来民族和谐关系的建构。当然,抄本中的糟粕肯定要批判,但是确实已经体现中华民族大家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精神。在这样基础上重新发掘“百苗图”的价值,重新认识它所体现的民族关系,这是值得认真发掘、认真研究的领域。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关于“百苗图”的研究,之后也会有一系列相关文章。我们的研究才刚开始,以后还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剩下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再一起探讨,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再次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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