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期:纪要||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

来源: 作者:贵州博物馆-办公室 阅读:254次 发布时间:2020-12-03

主讲人熊昭明在开讲前,对贵州省博物馆“贵博讲坛”的邀请和前来聆听本次讲座的各位观众表示感谢今天来到业内著名的“贵博讲坛”,很荣幸。

熊昭明强调,博物馆研究要为博物馆服务。研究是最基础的工作,保管、陈列、宣教,乃至文创都需要研究文物。

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在座观众很多对合浦很熟悉,在去北海的路上,古代合浦港并不在海边,而是内河港口,是汉代主要对外交流港口。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指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及文化交流。

汉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东海航路上,多有迁徙、战争或朝贡等记载,说明了汉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但缺乏连贯性,经行路线也不固定,更无明确的贸易意愿和商品交换种类,应归入考古学文化传播范畴。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基于各国的官方保障,因此起始时间为西汉武帝年间。标志事件是汉王朝正式开通的南洋航路,亦即通常所称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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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汉书》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谴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佑、殿本都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有相对固定的航线。从合浦郡的徐闻、合浦港出发,往东南亚、南亚的路线。沿岸经由马来半岛,抵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由属于“黄门” 的“译长” 率领,也有“应募者”参加。商贸活动为主。是“黄金、杂缯”与“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之间易货贸易。和平之路。虽存“利交易,剽杀人”,但不使用战争、掠夺等手段,沿途还有“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路途艰险漫长。“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是官方出使路线,不包括更早的、更广泛的民间接力式贸易。

丝绸之路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在汉代的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往学术界多关注陆上丝绸之路。作为正史记载的第一条官方海上贸易航线,尽管其规模有限,不及陆丝的“使者相望于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但以历史眼光审视,它对汉代及其后中西海路贸易、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发展,作用不容低估。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均是连接汉王朝与罗马、连接东方与西方的主要通道,可谓殊途同归,它们共同构成汉王朝一南一北、一陆一海的对外交往格局。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很密切。三国时期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这里的水道即红河,这一路线又称为“蜀交趾道”。西南地区通过“蜀交趾道”参与海外贸易。考古证据表明,两路沿线地区交流密切,如个旧黑蚂井和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有较多相似。因此,不管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亦或是西南丝绸之路,都非截然分开,共同构成了汉代中西贸易交往的网络,均具重要的历史意义。

“东吴以前,盖俱以徐闻、合浦、日南为南海市舶要冲路,晋以后,始以广州为交通海上诸番之主港也”。宋末至元代,泉州又超越广州,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这一航线的延伸和发展,海路贸易的持续扩大和不断繁荣,其历史基础正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二、域外贸易:来自合浦汉墓的物证

1958年开始发掘合浦汉墓,目前为止发掘了1200余座汉墓,据考古工作者估算,合浦汉墓总数上万座,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大型汉墓群之一,以下介绍60余年来合浦汉墓发掘出来的相关文物。

汉朝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输出黄金杂缯。公元前后的对外贸易,黄金普遍作为货币流通。公元一、二世纪的一部泰米尔作品写道:“雅瓦讷(希腊人)的大船带着黄金而来,满载辣椒而去。”而汉王朝,西汉中叶开始使用和流通金饼。合浦发现金饼,可作交易的大额货币,方便远程携带,或是记载所指“黄金”之属。其重量均为250克左右,约合汉代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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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望牛岭M1出土金饼,重247—249克,直径6.3—6.5cm。

“杂缯”是各类丝织品的总称。丝织品属有机质,易朽,故在合浦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掘中,鲜见踪迹。合浦风门岭26号墓见少许麻织品,虽不属“杂缯”之列,但体现了较高的纺织水平。与合浦相邻的的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有平纹的绢和纱衣料,十分精致。2001年,在航线另一端斯里兰卡的Delivala Stupa遗址中,发现一块中国丝绸,用来包裹铜舍利塔,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物证。最近合浦在发掘一座大型墓葬,有望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进开展联合研究,通过酶联免疫法来确认丝绸的存在。

而输入的物品则包括璧流离(玻璃)、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等。玻璃主要有装饰品和器皿两类,以装饰品类为大宗,单座墓葬出土串珠往往达数百到数千颗,其他还有管形饰、耳珰、环、壁、剑扣等。器皿类较少,仅见杯和盘两种。属丧葬用品的鼻塞以及作镶嵌之用的小圆片,也偶有发现。玻璃是一种人工的非晶态固体材料,其主要化学成分、特征微量元素等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分析和检测。据测试分析结果,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成分有多个体系,除钾玻璃外,还有中国自产的铅钡玻璃、铅玻璃和西方的钠钙玻璃。钾玻璃占七成以上,主要在当地自制,也有部分属中等钙铝和低铝的类型,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等地。广西考古所收藏的敞口斜腹玻璃碗,在与国外博物馆藏品对比研究,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后,确认其为钠钙玻璃,钠钙玻璃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埃及,即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其应当是通过印度转口贸易流入合浦的。合浦很多玻璃器的器型与当时印度、东南亚相同,也有中国传统的如胜形器。从胜形器的化学成分来看,可能是进口原材料到本地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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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文昌塔M70出土玻璃杯。钾玻璃,中等钙铝,判断来自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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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风门岭M26出土六棱柱饰,中等钙铝钾玻璃,较低的铷/锶比例,判断来自印度。

石榴子石有圆形、双棱锥形和系领珠以及狮形饰件,紫红色。上述器形在印度阿里卡梅度等遗址多有发现。在汉代及更早时期,印度、斯里兰卡是石榴子石出产和加工的主要地区。经检测,合浦出土石榴子石为铁铝榴石,与印度的类型相同。应是通过海路从印度一带传入的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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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氮肥厂M1出土石榴子石串饰

合浦汉墓出土肉红石髓串饰有榄形、圆形、扁圆形、双锥形、系领形、瓜形、葫芦形、动物形和耳珰等。动物形状有狮子、鸽、虎和鹅。部分肉红石髓珠是当地人掌握其加工技术后,通过加热,使其色泽均匀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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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堂排M2出土动物串饰。共11枚,其中鹅为5枚,虎6枚。

合浦汉墓出土的玛瑙多为缟玛瑙,纹理自然流畅,散发玻璃和油质光泽。偶见黑褐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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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

蚀刻石髓珠是铁器时代南亚和东南亚交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这些从南亚输入的蚀刻石髓珠在东南亚被广泛交换,进而传入合浦等地,不排除从印度输入的技术和原材料,在东南亚当地制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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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刻石髓珠

合浦汉墓出土水晶有白水晶、紫水晶、茶晶和黄水晶,以白水晶居多,有管形、圆形、六方形、系领形和多面体等,仔细看的话,没有两颗是完全一样的,属于纯手工加工。印度南部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也是宝石加工的中心,其东部的阿里卡梅度遗址出土大量水晶、紫水晶等珠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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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水晶

在古印度佛陀时期,绿柱石是一种流行的奢侈宝石,其中最高级的绿柱石是祖母绿,在bhattiprolu与毗普拉哈瓦孔雀王朝时期的舍利塔中有出土。这种宝石在古罗马时期的需求量很大,普林尼在1世纪的《自然史》中记述,最好的绿柱石绝大多数来自印度。现在越南北部也有绿柱石矿,但当时并没有开采,所以合浦所出应当也是由印度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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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琥珀原料绝大多数来自波罗的海和缅甸,在当时很贵重。合浦琥珀出土时多呈半透明的暗红色,出土后氧化颜色变黑,其质地致密,内少丝状碎裂纹,与缅甸出产琥珀最为接近,而与波罗的海琥珀不同。刻有汉字的印章,应是从缅甸进口材料加工。

金饰品中的十二面金珠,属于典型的希腊金工传统,也是通过海路到印度、东南亚、中国南方,最北陆路到长沙、海路到江苏一带。其金含量约80%,与汉代本土生产的金含量相比要低一些。有一枚十二面金珠,每面有一凹窝,可能原本镶嵌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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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北插江盐堆M4出土金饰

中国使用绿松石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宿白先生曾言,“一般的绿松石,湖北郧县一带也出产,但漂亮的纯碧绿的高级的绿松石,产地以葱岭西的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附近、阿富汗和伊朗东北部,特别是伊朗北部的最出名。”所以说,合浦汉墓出土的动物造型绿松石,很有可能是海外输入的物品,今后需要通过同位素分析等手段,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判断。

汉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奇石异物,其中香料应属此类。熏炉最早出现在南方,而后逐渐北传。合浦汉墓出土熏炉54件,其中陶质33件,铜质21件,多集中在西汉晚期。风门岭M24B出土的陶熏炉,内有炭条;堂排M2B的铜熏炉,“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州等地以及波斯都盛产龙脑香,可能已辗转输入中国。

合浦汉墓出土的波斯陶壶,学界普遍认为其产自帕提亚王朝的一个地区,即今伊拉克南部,伊朗西南部地区。出土时为碎片,其釉与汉代中国的铅釉不同,是钙釉,造型也不同于汉代典型陶器。通过研究,发现其为舶来品,因为其为低温釉,很易碎,印度、斯里兰卡发现有大量这种碎片,但无法拼合。合浦汉墓出土这件基本拼合,十分珍贵。伊拉克塞留西亚遗址出土有一个器型相似的陶罐,现藏于叙利亚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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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寮尾M13B出土波斯陶壶  伊拉克塞琉西亚遗址出土波斯陶壶

合浦汉墓出土的铜钹,此造型器物现仅出土一件,故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学术价值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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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易朽的丝织品和珍珠,从汉王朝使团带去黄金,再到东南亚、南亚国家输入的各类珠饰,又再到或经由南亚和东南亚,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间接贸易输入的罗马玻璃珠、玻璃碗、波斯陶壶和铜钹等,我们通过对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使得这2000多年前正式开通的远洋贸易航线不断清晰和丰满,并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

三、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与科技传播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从事商品贸易,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之路,一些域外的文化因素,经过模仿改造,植入到本土文化中,这一点在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中也有较充分的体现。

胡人俑,堂排1号墓出土,浅黄色软陶,左手、左耳、足部和鼻梁残缺,残高28.2厘米,其手持印度风格的竖琴。寮尾13B号墓出土,灰色硬陶,通高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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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排1号墓出土胡人俑                 寮尾13B号墓出土胡人俑

羽人座铜灯,九只岭M6a出土,东汉晚期。与其他地区双翼飘出的类型不同,翅膀飘逸,耳朵较大,且双手似持有乐器。汉代羽人所隐寓的文化极为复杂和多元,但明显透露出中西亚有翼神兽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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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只岭M6a出土羽人座铜灯         九只岭M6a出土羽人座铜灯(背部局部)

迭涩穹窿顶,1987年发掘的文昌塔36号墓。迭涩穹窿顶下方上圆,在底部正方形的四角出挑数皮砖,形成弧面,再以砖层层出跳的方式成顶。迭涩穹窿顶主要见之于岭南。与洛阳烧沟等地汉墓“四面合顶”的结砌手法不同,而与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同类结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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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文昌塔36号墓

海上丝绸之路的科技传播,广西汉代虽地处边陲,一般文化科学技术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唯独玻璃容器的制作水平高于中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早期贸易,对广西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玻璃器和玻璃原料的贸易有重要影响,除直接输入印度、东南亚所产的钾玻璃器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外来玻璃制作技术的吸收和发展,形成本地生产的钾玻璃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佛教的传播。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学者伯希和就佛教的传入,直言“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经也”,且“南方教派成立之时,或在北方教派之前。” 但反对者也众,甚至早期佛教的南传系统的概念不能成立。在合浦汉至三国墓中,出土的陶钵生莲花器、铜钹和“极有可能是早期佛教图像”狮形饰件,以及可能源自佛家礼仪之焚香习俗的熏炉等,都是佛教海路传入的重要物证。钵生莲花器东汉晚期出现,盛行于三国一代,且目前发现仅限于合浦一地,共13件,除1件为东汉晚期外,其余均属三国时期,其出现时间与交州一带盛行佛教的时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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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生莲花器

输入商品首为“明珠”,亦即珍珠。印度南部沿海、斯里兰卡西部马纳尔湾、波斯湾的巴林一带,盛产珍珠并较早用于贸易。巴林至少3次出土珍珠,最早是在距麦纳麦西10公里的萨尔(Saar),年代为迪尔蒙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1700年)。合浦汉墓尚未发现珍珠残存,但从记载来看,合浦的采珠业应在当地设郡县后出现,西汉晚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至东汉中晚期,合浦的采珠业达到顶峰,以至于“海出珠宝,而郡不产谷实”。而在合浦采珠业兴起之前,汉王朝权贵阶层对珍珠的需求,相当部分应是通过海上贸易而获得。可以说,汉代合浦采珠业是海上丝绸之路带动起来的新兴产业。

四、研究合浦汉墓的现实意义

1. 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化景观,改善合浦的居住和投资环境,使之惠及遗产地居民;挖掘合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旅游品牌线路等,促进地方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2. 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

凝练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充分阐述其跨国界和跨地区的交流与多维对话,为“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3.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须把握全局,注重每个国家的文化特点与差异,找到真正贴合实际的、为沿线各国所认可所包容的文化交流切入点。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以及其反映出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平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问答:

问: 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对蜀交趾道和狮子传入中国的描述?

答: 汉代南蛮之地,文献记载很少文献缺乏,更需要考古学的实证材料,如狮子造型饰件的陆路、水路来源,学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问:贵州安顺出土的汉代珠饰和广西合浦出土的汉代珠饰具有相似性,请问其中的文化交流。

答:贵州安顺出土的珠饰,可能通过蜀交趾道,从交趾沿红河经云南输入。汉代合浦与安顺之间,既可以通过交趾发生联系,也可以通过西江进行联系。

问:汉代狮形饰的内涵是什么?

答:东南亚有学者把狮形饰归入吉祥珠一类,也可能与宗教等有关,汉地狮子造型与印度不同,其源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问:铜钹属于打击乐器,需要碰奏,请问合浦汉墓中出土有其他乐器吗?

答:补充一下,这个铜钹与波斯陶壶一并出土,其材质为砷铜,与中原的青铜不同,故认为其可能从西亚输入。其他乐器很少,钟铙之类基本不见。当地零星发现铜鼓,但年代很晚,晚至南朝时期。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总结

李飞馆长指出,本次讲座安排在工作日,很高兴能有不少馆外听众前来参与。熊馆长在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功底。我们要把贵州本土的叙事与国家叙事结合起来,对贵州文物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贵州,而要放眼全国,乃至放眼全球。本讲座内涵非常丰富。今天特别感谢熊馆长通过合浦汉墓出土器物讲述汉代中国与南亚、西亚的交流,是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视野要非常开阔,以前我们做琥珀展,对馆藏琥珀进行过梳理,但还有很多馆藏文物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有很多类型学还无法解决的问题,要通过科技考古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方面,需要我们今后对馆藏器物进行成分分析。我曾经在务川发掘汉墓,出土有大量的朱砂,做硫同位素分析,发现与务川汞矿成分一致,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务川在西汉早期就开始了汞矿的开采。

李甫副馆长指出,贵州省博物馆的职工要从馆藏文物研究开始,下一步博物馆职工要发挥专业特长,从馆藏文物研究做起。馆长、专家进展厅讲解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大家克服困难。最后,对熊馆长的讲座表示热烈感谢。

 

 

                                                  (文字:袁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