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期:纪要||“釜踪鼓迹”——西南视阈下的夜郎青铜文明

来源: 作者:贵州博物馆-办公室 阅读:268次 发布时间:2019-01-26

2019年1月26日上午9:30,贵博讲坛2019年第1期在贵州省博物馆A区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期邀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老师以《“釜踪鼓迹”——西南视阈下的夜郎青铜文明》赏析为题作了精彩的讲演。本期讲坛由贵州省博物馆陈顺祥馆长主持。陈顺祥馆长言,最近举办《王的盛宴——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展览,《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即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以我们关于展览的讲座,从夜郎先开始,夜郎自大成语大家很清楚,但关于夜郎的历史,在夜郎覆灭以后,就没有很清晰的记录。但现在夜郎成为文化现象,这就需要靠考古工作者拨开夜郎的迷雾,怎样让文物来说话。今天由张合荣老师来讲夜郎,张老师最近新出了《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一书,所以这次讲座他可以让文物会说话、来说话。

今天的讲座,张合荣老师从夜郎、从西南、从世界的角度,给大家做了精彩的讲演,那个时期夜郎和外界的交流很密切。现在,《王的盛宴》正在展览,我馆还将策划一个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展览,做一个更漂亮的展览,希望我们共同参与,做一个贵州人的展览。


一、“王的盛宴” ——西南青铜文明论纲

(一)文明的标准

“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通常有下列标准:

1.城市,权力中心出现,也就是萌发国家形态

2.宗教,独特的礼仪文化

3.冶铸,金属(青铜器)制造和加工技术

4.文字,书写与记载

按此标准,对灿烂的中华文明便出现不同观点:一、西方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只有3000年而没有5 000年,因为中国目前有文字记载(甲骨文)的历史只能到商代晚期,确切纪年更晚到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商代中期以前的历史还是传说时代;二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华有灿烂的5000文明史,对商代中期以前的历史纪年有考古年代支撑,“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重大课题。

西南地区从最早的三星堆到最晚的“西南夷”,都没有文字,三星堆甚至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他们都是较为发达的地域性文明(文字是重要指标但不是必须指标)。 



(二)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年代框架

1.四川盆地,包括以成都为核心的成都平原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峡江地区,以成都平原最为完整。

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三星堆文化——金沙·十二桥文化——蜀文化。

2.云贵高原 ,生态复杂,包括贵州高原、滇中高原、滇西北山地和川西南河谷等地区,目前各地的年代框架都存在缺环,以滇东黔西地区相对完整。

鸡公山类型——野石山(营盘山)类型——红营盘类型——银子坛类型。

滇东黔西的青铜时代分别经过鸡公山类遗存、野石山类遗存、红红营盘类遗存和银子坛类遗存的发展阶段,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基本完整,由早到晚变化、发展轨迹清楚。商周时期的鸡公山文化陶器在陶质、陶色、制作方法和器类组合与器形特征等与东周时期的曲靖八塔台文化遗存非常接近。


(三)西南古国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1.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有学者提出它可能是从域外传入的,但它跟中原商文明有密切联系,其青铜冶铸技术和青铜器类都受商的较大影响。

2.巴蜀文明除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外,还受到楚文明的较大影响,秦文化兴起并随着秦国强大,对巴蜀文明的影响也很大。

3.巴文明与蜀文明本属两个不同的青铜文明体系,但随着相互之间不断融和,战国时期文化面貌已难分彼此,合称“巴蜀”。

4.云贵高原各地区分别受来自氐羌、巴蜀、楚和百越等族群文明的影响,形成丰富多彩的 “西南夷”古国 文明。

5.骆越文明属百越文化体系,秦并岭南后受秦汉文化的广泛影响。


(四)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年代体系

1.三星堆文明兴盛在距今约4000至3000年的商周时期。

2.巴、蜀文明兴盛期在春秋至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同时被强秦所灭。

3.夜郎、滇兴盛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西汉后期随着汉文化进入而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相继被灭。

在历时近2000年的时间里,从三星堆到西南夷,西南地区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王的盛宴”。

苏秉琦先生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或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独特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在西南古国青铜文明体系中,即便因“夜郎自大”成语形象不十分光彩的夜郎,也是灿烂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星。


二、“南夷君长”——夜郎基础知识

1.地理概要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先秦时期,四川盆地甚至整个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别于华夏的“蛮夷”之地; 只是随着华夏华进程的不断扩大,蛮夷的范围不断缩小,战国晚期秦并巴蜀,设置郡县,四川盆地率先完成华夏化,因而秦汉时期的“西南夷” 特指四川盆地西南侧的众多地方土著族群,‘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按地理空间,西南夷可分为“西夷”和“南夷”两大块,位于川西和滇西北横断山区的被称为“西夷”,位于云贵高原偏东侧的被称为“南夷”,夜郎及其周边诸小国属“南夷”,文献有“遂平南夷为牂柯郡”。“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

夜郎活动主体在今贵州境内,贵州也被称为“夜郎故地”。 夜郎于贵州,如同巴对于重庆,蜀对于四川,滇对于云南一样,成为省域的象征性代词。

2.魋结—族群标识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3.夜郎王印

众多归附汉王朝的西南夷“唯夜郎、滇受王印”,但现阶段仅在云南石寨山发现滇王之印,夜郎王印还未发现。

4.祖源神话——水中漂来的大竹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夜郎侯者,生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弃竹于野,成竹林,氏以竹为姓”。因而夜郎王也被称为“竹王”,西南地区不少地区的“竹王祠或竹王城”圴可能与竹王传说有关。“因斩竹王,置牂柯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可见夜郎(竹王)在当时的族群中已被神化。

5.关于牂柯江

“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今广州)城下。”

夜郎在牂柯江附近,牂柯江属珠江水系,贵州学者多认为北盘江就是古牂柯江。

6.夜郎中心诸说

(1)湖南新晃说   (2)黔北桐梓说 (3)黔南三都、都山说   (4)安顺说 (5)广西凌云说   (6)黔西南南、北盘江说 (7)六枝郎岱、水城说   (8)云南曲靖说 (9)威宁、赫章至昭通说   (10)石阡思南说

以上诸说虽涵盖湘西、桂西北、滇东和贵州大部,但集中在滇东黔西地区,因而滇东黔西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成为解读和复原夜郎文明的基础材料。


三、“釜踪鼓迹”——夜郎考古重要成果

目前在滇东黔西地区,发现有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和曲靖八塔台等数处相当重要的战国秦汉时期文化遗存。遗存中出土的“釜踪鼓迹”,为我们揭秘夜郎青铜文明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赫章可乐类遗存

位于赫章县可乐乡,已发现十余处战国秦汉时期遗存。共进行10次发掘,其中2000年发掘的111座墓葬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夜郎时期墓葬就分布在可乐河南侧的锅落包、祖家老包和罗德成地等土丘和坡地上。铜柄铜剑、铜柄铁剑和铜戈首端的人物图案是当地文化的代表性特征。

2.威宁中水银子坛类遗存

中水类遗存位于与云南昭通相连的威宁县中水镇。1978年、1979年和2004年进行数次发掘,清理墓葬130座,出土各类器物近800件。

3.普安铜鼓山类遗存

位于黔西南州普安县青山镇铜鼓山村一石灰岩小山顶上,山顶浑圆似铜鼓,面积约3000平方米。1980年对遗址北半部进行了发掘,2002年又对其东南半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约2500平方米。

4.曲靖八塔台类遗存

师宗大圆子墓地为高出地面数米的小土山,山上苍松古木。2015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出土大量青铜器等遗物。


四、“兼收并蓄”——夜郎青铜文明的形成

民间谚语:纳威赫,去不得。充分说明地处乌蒙山脉 核心区的威宁赫章等地区地理环境相当恶劣,可夜郎先民们硬是在这样的高山峡谷中创造出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国,基础是对周边文明的广泛吸收。

夜郎先民采取“兼收并蓄”的方略,广泛吸收来自氐羌、巴蜀、滇、百越、楚甚至中原等不同族群文明的文化因素,推陈出新,创造一组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青铜兵器、容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器,这样一来,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夜郎青铜文化区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得以形成。


(一)古百越系族群的北上

夜郎出土石寨山型铜鼓广泛分布在滇东南、桂西北至越南北部一带铜的百越族群活动区,表明它与百越族群的联系也很紧密。


(二)氐羌系族群的南下

东周时期,顺“半地边月形文化带”南下到达夜郎的氐羌族群,尽管已融入当地族群文化中。但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仍出土有一些具有氐羌文化色彩的器物如 “鼓形铜釜”、铜柄铁剑和双圆饼式青铜短剑和青铜戈等。不少学者认为分布在滇东黔西地区的许多战国秦汉时期遗存,其主人仍是土著化了的氐羌族群。



(三)蜀人南迁——巴蜀文化的南传

从四川盆地(汉巴蜀)南侧沿南北向水系有多条通向云贵高原的通道,巴蜀地区三星堆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即沿这些通道进入滇黔西地区,对夜郎青铜文明产生深刻影响。

战国早期开始,巴蜀铜兵器不断输入到夜郎地区,并稳定地融入到当地民族文化中,发展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兵器系列。可乐族群在借鉴蜀式三角援戈基础上生产的铜戈,成为可乐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四)滇族群东扩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滇中地带以滇池为活动中心的滇族群由于其所处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具备了优越的天然环境,周边又有丰富的铜(东川、会泽)、锡(个旧)等矿藏资料,于是古滇人在吸收其它族群如北方的氐羌、南方的百越和东边的楚等文明的基础上,在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已然衰落的战国秦汉之际,迅速创造出发达而独具特色的古滇国青铜文明,在边疆地区为中国青铜文明另开了一支耀眼的花朵。

在整个西南夷各族群创造的青铜文明中,滇文明最为发达,其对夜郎等周边各族群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滇青铜文明对滇东黔西地区有较大影响,在滇东黔西发现的许多青铜时代遗存都有较多滇文化系统青铜器出土,尤其是紧邻滇文化核心区的云南曲靖八塔台、横大路等墓地遗存,出土青铜器与滇池地区青铜器几乎相同,被划分为滇文化系统的“八塔台类型”。

可乐M373出土有较多海贝、铜铃、人面形扣饰和大量的挂饰等滇文化因素随葬品。威宁中水银子坛墓地大量的“多人二次合葬或多层叠葬”墓,可能即是受滇池地区葬俗影响而来。


五、“放眼世界”——夜郎文化区的通道作用

夜郎族群生存的乌蒙山区,是云贵高原地理环境最恶劣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说牂柯郡“郡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俗好鬼巫,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方诸郡为贫”。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仍是贵州最贫穷的地区,是贵州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主战场。

但是,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古夜郎族群,利用天然的通道,努力加强同其它族群的联系。

西汉开发西南夷,派使团寻找联结南亚乃至西南的“身毒道”,修通从巴蜀直达夜郎的 “南夷道”,使夜郎文化区成为联系巴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秦汉时期,都城经济政治文化圈(以长安为中心)、益州政治经济文化圈(以成都为中心)和交州政治经济文化圈(以今越南河内为中心)均处于中国西部且呈南北向分布,因而联结几大圈的道路系统包括南夷道也是南北向的,夜郎正好处在中间位置,因而具有联通几大区的节点作用。

1.“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

“夜郎自大”成语就源于寻找这条经“西南夷”到南亚一带的 “身毒道”。虽然受昆明、衷牢地方族群阻断,它没能变成官道,但它在古代经济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条通道现在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 。

2.“南夷道”修通——夜郎再不边远

唐蒙发巴、蜀、广汉、犍为四郡吏民在秦“五尺道”基础上修通的“南夷道或称夜郎道”是第一条直达贵州高原的“国道”,它的开通,夜郎不再是遥不可及之地。

越南北部发现较多与巴蜀地区船棺葬、柳叶形剑、三角援直内戈等近的遗迹和遗物,不少学者认为这可能与秦灭巴蜀,有一支蜀王室南迁有关,参见雷雨《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

可乐铜柄铁剑经曲靖、文山一路南山到达越南北部,尽管器形有些变化,但共性非常明显,族群南北向文化交流一直存在。柬埔寨波赫发现的同可乐葬俗接近的“铜鼓套头葬”,共4座,其中M4墓主为享尽荣华的女首领之类(德国雷安迪和杨勇等专家均认为波赫这种葬俗可能源自贵州赫章可乐,原因与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引发的矛盾有关)。东南半岛出土的部分陶、铜器与铜鼓山遗存所出非常接近。广州南越王等西汉前期墓葬出土青铜器,部分可能来自巴蜀或夜郎地区

3.海上丝绸之路

在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衔接上,地处蜀郡南侧的夜郎文化区具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通道作用。由于有了南夷道所串起的西南商贸网络,成都生产的丝绸、织锦、邛杖、枸酱等商品的远销从南方经过贵州高原到达广东广州(汉番禺)、广西北海(合浦郡)和越南河内(汉交趾)等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后,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一带,同时一些海外的商品也开始进入云贵高原。在成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结上,夜郎等西南夷族群分布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节点作用。

在兴仁、清镇、平坝等汉墓 中,出土有大量的玻璃器,包括玻璃羊坠、白玻璃串珠(7颗)、耳珰(一组3件)、六方形玻璃珠(一串5颗)等。在平坝马场和尹关清理的两晋南朝墓中,出土的玻璃、玛瑙和琥珀等装饰器就更多,包括玛瑙饰185件、琥珀饰21件、水晶饰6件和玻璃珠饰数百件,重要的如马场M34出土的四色玻璃串珠,M35出土的四色玻璃珠,尹关M9出土的五色玻璃串珠两串(一串110颗一串213颗),清镇M104出土的杂色玻璃串珠(128颗),马场熊家坡M49出土的玛瑙、玻璃串珠,M37出土的玛瑙、琥珀和玻璃串珠等,除琥珀多做成狮形、卧兽形、蝉形、猪形等动物形态外,余皆做成球形、圆形、菱形、梭形、圆柱形、纺轮形、脊柱形、算珠形等各种几何形,而玻璃珠饰在汉晋时期多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来。清镇平坝一带汉墓中出土的玻璃、琥珀和玛瑙等饰品,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来。


六、“汉风烈烈”——夜郎族群的华夏化归宿

西汉武帝时期,汉中央王朝对夜郎等“西南夷”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先是派唐蒙从巴符关(今合江一带)出使夜郎会见夜郎王多同,“约为置吏,以其子为令”,西汉中央政府采取“分巴割蜀”方略设置了犍为郡。接着唐蒙征发巴、蜀、广汉和犍为四郡“吏卒数万”,以秦时略通的“五尺道”为基础,修通从僰道(今四川宜宾)直抵夜郎(今黔西南)的“南夷道”。夜郎内附后,以其地置牂柯郡,并采取“募豪民填南夷”的政策,向夜郎境内大规模迁入汉移民,族群的华夏华成为夜郎的最终归属。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中央王朝派使臣到西南夷地区征调夜郎及旁小邑兵参加平定南越,夜郎东边且兰国君害怕自己带领青壮年远征,“旁国掳其老弱”,便发动叛乱,杀了汉使和犍为太守。汉王朝平定南越国后,命巴蜀八校尉在返回途中顺势诛灭了反叛的“且兰”,“斩首数万”,夜郎害怕被灭,主动内附被封为夜郎王。汉王朝“灭南夷置牂柯郡”,包括夜郎在内的原本族群林立的“西南夷”地区进入到郡国并存的历史时代,直至西汉末年夜郎王兴及族群叛乱被诛灭。

从设置犍为郡起,汉王朝就开始向夜郎地区移民。郡国并存时期,在“募豪民田南夷”政策的推动下,移民从未间断。这些外来移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汉帝国权力持续稳定的推行,更由于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引发了原土著族群的华夏化,民族融合大潮席卷夜郎大地。

西汉晚期,可乐等地汉墓随葬青铜器已经以汉式青铜容器、杂器、车马器、铜镜和钱币等为主,地方特征青铜器群基本消失,汉文明取代了原地方族群文明 ,大一统汉帝国行政格局和文化体系得以形成。

东汉时期,贵州高原已基本没有发现具有地方特征的考古遗存材料,这一时期流行汉代砖室、石室和崖墓等,墓内出土的青铜器器类和器形均与其它地区相同。


七、结语

1.夜郎青铜文明肇始于商周时期,东周时期逐步发展,秦西汉前期完全成熟,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文化的进入而衰退,它在西南青铜文明体系中最为晚出,是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是复合型文明。

2.目前发现的夜郎青铜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滇东黔西与桂西北相连地带,因而夜郎考古和历史研究不能固步自封,实有必要放开视野,突破晚出省界的限制,关注和利用相邻地区相同的材料。

3.滇东黔西青铜文化遗存既表现出鲜明的共性,也极具小区域个性,这与文献记载西南夷族群众多,夜郎周边有众多“旁小邑”的实际基本吻合,我们在现阶段将他们一并放入夜郎文明中进行考察,随着材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再不断将他们区分开。

4.夜郎族群对周边各族群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包容心态,才能在地理环境相当恶劣的乌蒙山区发展出 “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国,尽管出于对汉帝国认识的局限,闹出“汉与我熟大”的笑话,但开放包容是夜郎青铜文明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

5.包括夜郎在内的西南夷地区正好处在巴蜀(行政中心在成都)和交州(行政中心在今越南河内)中间地区,它同南越和交趾甚至中南半岛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交流,成为联结四川盆地与东南半岛之间的重要通道,是贵州放眼世界、最早融入“一带一路”的历史预演。

6.随着犍为郡、牂柯郡的先后设立,大量汉族吏民的涌入,夜郎等“西南夷”进入汉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在西汉末期的成帝河平年间,最后一个夜郎王兴及其亲属集团(“妻父翁指与子邪务耻,胁迫二十邑,共2万余人反”)发动的叛乱被平息,夜郎历史终结。

7.夜郎国虽然被灭,但“夜郎”作为郡或县级行政区划,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存在,唐朝时期“夜郎县”还一度移到今贵州北部的桐梓和湘西的新晃一带。作为一种文化,其母体更被后世诸多民族所吸收和继承,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生存在贵州各地的彝族、苗族、布依族和仡佬族等世居民族,夜郎早已成为民族记忆和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因而夜郎留给贵州乃至大西南的,不仅仅是“夜郎自大”成语,还有丰富的历史和民族文化遗产。

现场提问

1.问:赫章可乐出土立虎铜釜、饰铺首铜釜器型明显要比《王的盛宴》展中成都马家木椁墓出土同类型巴蜀式铜釜大且精美,再加上赫章可乐并没有像巴蜀等地出土的巴蜀式铜釜配套的铜甑,且赫章可乐出土的巴蜀式铜釜用于套头葬,是否说明赫章可乐对巴蜀式铜釜的使用方式有所变化?

答:在巴蜀地区,此类铜釜已出土上百个,且一些在底部凿孔,改作配套的铜甑。而赫章可乐仅出土数个此类型铜釜,就现有情况来看,赫章可乐对巴蜀式铜釜的使用方式有所变化,但不排除今后考古发现对此问题有新的认识。


2.问:现在我们在考古时,对文物金属的半衰期做检验没?云南滇文化的青铜器,同一件上的青铜部件其时代有一些不一样。

答:有观点认为叠鼓型贮贝器中铜鼓是百越民族的,氐羌征服百越民族后在将其利用为贮贝器,但这种观点不占主流。在我们贵州没发现这一类型。


3.问:能否理解三足铜鍪一般来说都是外来进来的?

答:有可能,但目前只有在贵州、云南发现有少量三足铜鍪,四川盆地出土的铜鍪没有足,我个人认为三足铜鍪是贵州本地制造。


4.问:普安铜鼓山在贵州青铜时期考古中非常重要,其是否可以说明很多贵州出土的青铜器是贵州本地铸造的?

答:考古学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所有我们有些认识上要滞后,没有十足证据不能提,贵州自身实验室考古上有不足,铜鼓山地层受农耕破坏,C14测不准,说以很多观点不敢提。


5.问:夜郎时期的贵州除了物质遗存,是否有精神文化线索来追寻当时的夜郎?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非遗的东西我不太懂,一个古代的民族,这种精神的东西肯定很重的,在我们考古学角度上来说,根据证据来说话,没有十足的证据不敢提。如套头葬,其精神内涵有不同的观点。

陈顺祥馆长对张合荣老师的讲座进行总结,指出今天我们2019年第一次贵博讲坛,圆满完成,刚看到一张地图,就是夜郎、交州到长安的距离,往下延,到中南半岛也很近,这给我们一个视角,要把眼光放远,贵州地理位置很好,所以说认识贵州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所以说要认识贵州就要来我们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