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期:纪要丨李飞:《家事与国事:从〈杨文神道碑 〉说起》

来源: 作者:贵州博物馆-办公室 阅读:221次 发布时间:2020-07-13

开场

李甫副馆长主持:今天,是我国的第四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今年的主题“文物赋彩·全面小康”,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贵州省博物馆主办的“贵博讲坛”32期,由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先生作《家事与国事:从〈杨文神道碑 〉说起》的主题讲座。李甫副馆长还介绍了“贵博讲坛”的举办目的及李飞馆长的学术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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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甫副馆长主持讲座


演讲

李飞馆长主讲:李飞馆长首先感谢大家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到贵州省博物馆讲座现场。今天将向大家汇报关于土司考古的心得体会。过去八年本人是在遵义城郊位于遵义老城西北三十里一座叫海龙囤的山上度过的。海龙囤是一座宋明时期的军事城堡,始建于南宋晚期,明代被毁,是现今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天要讲的就与建造这座城堡的杨氏家族中的第二任播州安抚使——杨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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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馆长讲座现场1

杨氏“土司”,从唐代末年到明代晚期统治遵义724年,范围不止今遵义,今黔东南部分地区亦在其管辖之下。为什么这样的家族能够统治一个地方如此长时间,在这个地方创造出奇迹,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分享就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讲座主要探讨几个问题:杨文是谁?神道碑被谁所毁?神道碑因何而毁?碑文的作者是谁?杨氏的家势与国势。

一、杨文是谁?

《杨文神道碑》之前,杨氏祖源、世系不甚祥,《杨文神道碑》是目前所见的出土与传世史籍中,对播州杨氏的家世有清晰记录的最早文献,里面记录了杨氏祖源等内容,第一次明确宣称其始祖为唐末太原人杨端。此后经补充,杨氏的家世逐渐明晰。杨氏世系中,杨贵迁是是首位被同时期“华夏”文献记录的杨氏先祖,之后的历史亦有中原文献记载,比较可信。其后自杨粲至杨应龙几乎都有考古材料支撑,而杨贵迁以上历史就比较蹊跷。关于杨氏的祖源,以贵迁为节点,有三条线索。《杨文神道碑》《忠烈庙碑》两碑所记杨端入播的背景相同,但入播时间则不同。均载杨氏本出于山西太原,再入长安,适逢南诏陷播,端奉诏入播,遂世居此土。此应为模式化的祖源叙事,此种叙事方法历史上常见。入播时间庙碑作“乾符初”,成为其后叙事的主流。查阅史籍,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诏确曾陷播,但次年即被收复。而乾符年间,播州无战,有的只是僚人与罗闽族群的摩擦。杨端其人其事在《杨文神道碑》前,“华夏”文献未有记录。很显然,杨氏在南宋晚期开始的祖源重构中,假借了唐与南诏之战的历史,将由其代表的僚人族群系于唐,而将罗闽归于南诏,以此彰显其血缘及其正义性;《忠烈庙碑》出现了一种新的祖源叙事:“五传至昭,而无子”,杨昭为抱养,后代变成杨业的后人。将确凿的祖先杨贵迁,系于杨家将杨业,是入元之后,杨氏崇高的政治地位要求其另寻一位尊贵且真实的华夏祖先予以加持。此系王明珂先生所谓华夏“英雄徙边记”的模式化叙事,是华夏边缘人为融入华夏核心的惯用祖源叙事模式,多出于虚构。另,杨端其子孙牧南、部射、三公名字极具民族色彩,“牧南”一名与该区域内同一时期的僚人首领“木泰”“木柜”“木攀”及“穆獠”等相近,表明杨氏之先亦应为僚人,可能这才是其真实的祖源。故此推测,杨氏祖源可能为虚构。唐宋时期播州杨氏,在其祖源重构中,选择唐人杨端与宋人杨业为其攀附的对象,反映了原本出身“蛮夷”的杨氏对华夏的认同及其对唐宋正朔的尊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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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馆长讲座现场2

杨文(1220-1265),是播州杨氏第15世土官、播州安抚使、海龙囤的缔造者,是杨价的儿子、杨粲的孙子,其父杨价为第一任播州安抚使。杨文其墓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办事处西约 1.2 千米的“衙院”,是一座三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文居中,正妻田氏居其右,左室应葬其妾。此前有人认为左室葬的为杨文之女,播州杨氏墓葬未有先例,故其葬的年轻女性身份应为其妾。当时并未对可能存在的腰坑进行清理。2003 年初,该墓的腰坑被盗,出土镇墓券。结合田氏墓志铭和镇墓券可知:杨文(1220-1265),墓成于1267年二月,杨文大约葬于此时。文妻田清慧(1230-1290),葬于1291年八月初八日。

杨文墓所在的高坪墓地是目前已知的播州杨氏六大墓地之一(余为皇坟嘴、赵家坝、新蒲、桃溪寺和团溪墓地),其中葬有 15 世杨文、22 世杨昇、24 世杨纲、26 世杨爱与 28 世杨相等播州 5 任“土司”。现在正在展览的两件金凤冠就出于高坪墓地金冠小墓,金冠小墓没被盗,出很多精美的文物,最有名的就是金凤冠。六世赠临淮侯夫人许氏画像中许氏就带类似凤冠,可以肯定,凤冠非当地生产,应为外来。播州“土司”墓葬中,皇坟嘴杨粲墓多处被盗,但有非常精美的石刻,如进贡人、花卉等,进贡人过去认为是波斯人,今提出观点认为应该是来自于南海的昆仑奴。其墓男墓石刻保留原地,女墓石刻搬至博物馆,部分石刻可以在展厅看见。杨粲墓最重要的发现是遵义型铜鼓、墓志铭,由此确定为杨粲墓,是历史上杨氏27世30任“土司”中,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一座墓。杨价墓为夫妇合葬墓,杨价墓此前未经盗扰,出土金银器数十件,此前杨氏墓葬为石室墓,杨价墓为土坑木椁墓,葬俗奇特。杨粲墓对面的赵家坝墓墓主人为杨元鼎,建成于洪武四年左右,为夫妇合葬墓,女墓石刻已搬至博物馆。80年代,沈从文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引用有赵家坝墓葬的材料。团溪墓地为石室墓,三座墓室,杨辉居中,早前被盗,石碑写墓主人为杨爱之父杨辉,是杨辉与其妻子于是与张氏的墓葬。杨氏墓葬中,墓志铭放置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元代墓志铭放于墓室,从杨铿开始,墓志铭位置发生变化。究其原因,是礼仪机制支撑了这种变化。播州杨氏历唐、宋、元、明诸朝凡724年,经历了三次王朝更迭,传27代30任“土司”,留下大量遗存。播州杨氏遗留的遗产中最重要的是海龙囤。延绵不断几十公里群山,现为世界文化遗产。

以上为播州杨氏大致脉络和历史遗迹。

二、神道碑被谁所毁?

神道碑原立于杨文墓前,出土时已残作数段,各置一边。复原的石碑高约185、残宽129~132、厚7厘米,残存文字37列(每列约71字)。1972年发掘时,仅获该碑的中、下两段。据简报:中段残高56、残宽129厘米,残存570余字,出土于“中室外填土中”;下段残高94、残宽132厘米,残存1200余字,“作东室东门扉的封门石用”,即为田氏墓门的封门石。1978年10月,调查者复于墓地发现该碑的第三段(上段),“被用作封门石,文字略少于中截,当时未被发现”。上段共存文字36列约360字,据此推测的尺寸为:残高约35、残宽129厘米。残存的上、中、下三段,中段出自文墓前的填土中,应为原址;上、下两段则俱用作封门石,其中体量最大的下段明确系正妻田氏墓的封门石,上段未详,推测也应该是用作封门石。据此,所发现的碎块,是碑右(按文字书写顺序)之上、中、下三段,乃志文的前半部分,载有“铭”及落款的左侧残碑仍未见,知该碑至少被毁作四段以上。限于当时的运输条件,陆续发现的三块残碑均被暂时移存当地百姓家,今俱下落不明,拓片亦不见。

从墓葬平面图看,用作封门石的下段,紧贴墓门,放置有序,必是田氏入葬后被杨氏后人有意措置于此。从模糊的拓片照片看,部分文字也有被人为锤砸的痕迹。种种迹象显示,记录杨文一生功业的神道碑,在其妻田氏下葬之时或稍早即已被杨文后人有意砸毁为数块,是有意识而为之。

三、神道碑因何而毁?

神道碑是杨氏后人有意识砸毁,因何而毁?贵州省博物馆李衍垣先生执笔的《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言:“这应是杨文的后人,在南宋亡后干的,原因可能是碑文记载了杨文生前曾参加宋王朝的抗元斗争的历史,而他的后人这时却因改朝换代,接受元朝的封赏,因此有意将碑砸断,并埋入地下。”即因碑文内容可能触怒元廷,杨氏自行予以毁坏。

那碑文到底写了些什么?碑文主要写了两类八件事:一类为杨氏的家世,一类为6次带兵去四川等地参加宋蒙战事的国事。

1.家事:杨氏的家世

(1)“本系出唐虞之后,伯侨食采于杨,子孙因氏焉。汉以来聚族会稽,至鼻祖端,始入□□□□□□□”。(2)“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其土。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归职方”。

2.国事:杨文的功业——抗蒙

(1)端平二年(1235)秋,沔州(今陕西略阳)之战。时赵彦呐为四川制置使,“解青原之围,剿白水之溃,多赖忠显(即杨价)之力”。《家传》称播州派兵五千,戍蜀口。(2)嘉熙二年(1238)秋,塔海攻蜀,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调播军三千,戍守重庆东北的石洞峡(今铜锣峡),控扼长江。(3)淳祐八年(1248)冬,为阻遏蒙军自川西南下,余玠派余兴西征,播兵三千与俱,从碉门(今四川雅安)出雪外。在岩州(今四川泸定县北)马鞍山与蒙军战,擒蒙将秃懑于大渡河。(4)淳祐十一年(1251),余玠北伐汉中,播军选锐卒五千同征。首战罗村,再战梢子头,三战西县(今陕西勉县西)。(5)淳祐十二年(1252)冬,嘉定(今四川乐山)之战。蒙将火鲁赤来攻,余玠调播兵五千赴援,经凌云山(即九顶山)渡岷江入嘉定,解其围。(6)宝祐三年(1255),蒙将兀良哈台乌蒙(今云南昭通),渡马湖(金沙江),制置使李曾伯调播军五千往援,擒获阿狸等人。之后的宝祐五年(1257),播军还“于阆中生致贼之头目胡撒桂者”。历次战事,均应为可靠的历史。近五十年来,都认为因碑里有大量与蒙古对抗的史实的记录,为当朝者讳,所以毁碑,残片作为封门石。但仔细推敲,存在一些问题。记有家事和国事的《杨文神道碑》因何而毁?碑文的作者是谁?碑文作者可能是毁碑原因之一

四、碑文的作者是谁?

从碑文“巴蜀,吾乡国也,杨君勋在吾乡,义不得辞,乃掇其行实以书之”。

“予家青□以下,号天下大峨山,尚羁贯时,杨播州间岁必□□□□□□□□荐芗福,皆意其惠”推测,其作者应为蜀人。

据碑文“岁甲寅(宝祐二年,1254),谍者又报:鞑虏已破大理,将□道首攻南播,以捣我沅靖。予正居军席,谓此路无瘴,心甚忧之。犹幸有杨君父子,忠孝夙著,必能护此一方。遂亲作御鞑四策:一曰待敌,不可轻战;二曰保山险,不可散居平地;三曰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其□则以诸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关,平日不可各分彼此,缓急必须相为之救援。宣蜀阃镂此榜文,首以达之思、播二郡。又遍及诸蛮部□”可知,作者身份应为南宋抗蒙将领。

由杨文的“保蜀三策”:“不意君数十语,实切于今日料敌之奇策。蜀相前后连筑诸城,若兵若民,始有驻足之地。君发明之力居多”。以及碑文作者的御鞑四策:“杨君智识过人,深以此说为是。见之施行,且用心结纳诸蛮部,使不为鞑用”。“正音问阻隔,忽播州吏卒踵门,则云:郡统、御使、抚使、上将军已为古人,今其子见知播州。状其行实,求予言,以铭其墓”。可推断,作者与杨文相知。据此种种,《杨文神道碑》作者当为“号为儒者知兵”的南宋抗蒙重臣,阆州(治今四川阆中)人朱禩孙(1214-1280)。宝祐二年(1254)七月,李曾伯接掌四川,朱禩孙随其自荆入蜀,“以太社令从掌机务,代李公巡边犒帅,与诸将款曲交欢”,也唯有如此身份,方能作策并宣蜀阃(四川制置司)传达思播。朱禩孙后来知泸州兼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泸叙阻击大理蒙军,并筑兴文凌霄城。《宋史全文》宝祐五年(1257)九月条记:“戊辰,上曰:‘蒲择之奏,鞑侵罗氏鬼国,不可不为之备。’元凤奏:‘择之报,已多调兵往潼川,如鞑侵罗鬼,则邀其后。又札播州严备。令更下康湖诸处严作措置。’上曰:‘可。’甲戌,上曰:‘播州乞兵,想事势颇急。’元凤奏:‘此亦机会,不可不亟与调遣。’上曰:‘当令夹击。’元凤奏:‘昨已令朱禩孙袭其后,吕文德遏其前,此即圣训所谓夹击也。’上然之。”这段对话反映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大理蒙军时泸叙与播州互为犄角的关系,并透露朱禩孙与杨文进而建立密切关系的可能。朱禩孙最终“晚节不保”,在德祐元年(1275)四月降元,六月被宋廷施以“除名,籍其家”的惩处。至元十七年(1280)春,禩孙死于京师,随即又遭元廷“没入妻子为官奴婢,而籍其财”的重惩。大约正因这“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处境,令曾经显赫的朱禩孙在此后的正史与方志中均无传记,其诗文也几乎亡佚殆尽,留下的有关记载亦相当零散,以至今人对其生平事履竟知之不详。那《杨文神道碑》撰于何时?志文称吕文德(?-1269)为“今节使两府”,表明撰写碑志时吕文德尚健在,故此文当撰于杨文卒后而文德卒前的1265-1269年间。据考,此时朱禩孙正在知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或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治今湖北黄冈)任上,两地均距播较远,符合志文所描述的“正音问阻隔,忽播州吏卒踵门”,告知“上将军已为古人”的情境。

那《杨文神道碑》又毁于何时?有以下两种推测:

推测一:1275-1276年。此碑应是1267杨文下葬时立。德祐元年(1275)四月朱禩孙变节降元,六月被宋廷施以“除名,籍其家”的惩处。《元史·杨赛因不花传》:至元十三年(1276),“宋亡,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杨氏家传》称“邦宪捧诏,三日哭”,杨邦宪为降元哭三日。碑于碑文作者变节,至杨邦宪降元前被毁。推测二:1276-1291年。至元十七年(1280)春,禩孙死于京师,遭元廷“没入妻子为官奴婢,而籍其财”的重惩。田清慧卒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月,“辛卯(1291)八月之壬申(初八日),祔于郡高平未山之原,观察公茔之右”。亦不排除碑于杨氏降元后所毁。据载,建国之初,元廷即对宋蒙对峙时所遗留的大量抗蒙山城心有余悸,下令“撤毁”。

因何毁碑?

前述贵州省博物馆李衍垣先生所言原因其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若碑文出自朱禩孙之手,那么碑文被毁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对汉文化的认同,忠宋毁碑。(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61《珍州》记宋时遵义军夷僚“悉慕华风”,且“凡宾客聚会,酋长乃以汉服为贵”。李化龙《平播全书》载:“安杨二氏,先世为敌国。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该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为猡鬼,耻与同盟也。”从杨氏祖源构建附于山西太原人杨端之裔和北宋名将杨业之,以汉服为贵、耻与安为盟(明)等行为来看,杨氏后人可能是以此表达对禩孙的不齿以及表达对汉文化认同、忠于宋朝而毁碑。其二:对王朝正朔的顺从,降元毁碑。《元史·杨赛因不花传》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宋亡,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家传》则描摹了邦宪此时的复杂心境,称“邦宪捧诏,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州之地降”。“三日哭”,刻划了杨氏对归依何处的内心挣扎。而与归附元廷时的阵痛不同,洪武五年(1372)杨铿未奉诏即内附于明,《杨铿墓志铭》称“臣附于我大国君,庶几杨氏宗祀勿替引之”,归顺的目的是存续宗族。此刻的坦然,在于元明有别,而明乃“华夏”。元建国之初,元廷对抗蒙山城仍心有余悸,对多数山城进行了“撤毁”。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正十五年(1278)八月,“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从之。”

五、结语:家势与国势

《杨文神道碑》,是一通约1265-1269年间立于播州“土司”杨文墓前记载其一生功业的碑志,至迟在1291年时,该碑被杨氏后人有意销毁,并从此湮灭于世,此时宋祚已移于元。因此,无论是碑志作者朱禩孙弃宋投元的变节行为,还是对新王朝(元)带有忤逆之意的碑文内容,均足以构成毁碑的动因。出身“蛮夷”却宣称“华夏”的播州杨氏,选择唐宋华夏英雄为其祖源叙事中的先祖,表达了对华夏的认同以及对唐宋正朔的尊奉。宋元更迭,亦是“华夷”的正朔之争。此时,边地“土司”如何作出有利于“家势”的抉择?《杨文神道碑》的立与毁,给出了答案。故而从边地族群对一通普通家族碑志(家事)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国事的跌宕,以及认同的变迁。审时度势,主动调适,这是崛起于中国西南的杨氏家族在唐宋元明的更替中能够长存的重要原因(亦为中原王朝所乐见),由此演绎了华夏边缘人群积极融入华夏核心的家国故事。


交流

问:此前在博物馆看过关于海龙囤的一些文物、建筑构件等,以后博物馆的展览能否更多呈现海龙囤的遗物?答:全部放在博物馆呈现,可能性不大。展厅已有部分呈现,涉及考古发掘结束后文物的分配。本人更倾向海龙囤的文物留在海龙囤,才能感受到文物的意义。总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以后与海龙囤可以联起手来做一些事情,可以以临展、专题展的形式推出展览,也可以做很多研究。也可以与其他省份的文博单位合作,举办主题为山地上的中国,土司文化展等大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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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李馆长介绍,自杨端之后,杨氏土官“牧南”“部射”“三公”等人名可能是僚人名字音译而来。我们知道,后世元代杨汉英的蒙古赐名“赛因不花”,蒙古语意为“好公牛”,那么关于“牧南”“部射”“三公”这些名字,在僚人后裔的仡佬语中的含义是否有考证?

答:暂无语言学考证。但从历史文献来看,乾符三年(876年)没有唐与南诏的战争,但在此地有南诏扶持罗闽安氏与唐朝扶持僚人之间的战争,所以我认为杨氏当为此唐朝扶持的僚人。

问:明初宋濂在应播州杨氏之邀撰写《杨氏家传》中言杨邦宪投靠元朝时于心有愧,痛哭三日,这是否是明初播州杨氏和宋濂有意美化家传呢?

答:从另外一个事件可以印证出此事的真实性,杨邦宪死后,其遗孀带领其五岁的儿子杨汉英赴大都接受元朝封赏,回播州后杨邦宪的遗孀即死于杨氏内乱之中,可见杨氏内部有不少人忠于宋朝,反对投靠元朝,故而杨邦宪内心不愿投靠元朝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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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李甫副馆长总结:

李甫副馆长最后总结说,李飞馆长的讲座非常精彩,感谢他在第四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我们分享他多年对海龙屯土司研究的心得。谢谢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