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期：纪要丨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

时间：2023年5月13日（星期六）下午2：30—4：30

地点：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

主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罗二虎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主持：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 向青 副研究馆员

讲座纪要：

2023年5月13日（星期六）下午2：30，《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讲座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办。本次讲座主要运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讲述秦灭巴蜀至东汉末年（前316~公元220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重点是秦汉帝国如何在西南地区开疆拓土并进行统治、管理，并导致西南地区土著文化的变迁，使得西南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到华夏文明的发展演变轨迹中。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巨变中的中国西南”；第二部分“帝国的统治与管理”。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罗二虎先生主讲，贵州省博物馆向青副馆长主持。

开场

向青副馆长对罗二虎先生进行了介绍，罗二虎先生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专家、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曾长期在日本从事访学研究，历任日本大阪大学、京都大学、龙谷大学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前至历史时期考古，还涉猎美术考古、农业考古和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等。发表论文简报约130篇、出版著作14部（套）。

讲座内容

罗二虎先生首先对此次贵博的邀请及到场的观众表示了感谢。他首先介绍了西南地区地貌特征及秦汉帝国统治的西南地区范围。指出除去西藏，秦汉帝国统治的西南地区范围与现在的中国西南地区大体相当。包括现四川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重庆全境，贵州和云南的绝大部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东汉时还包括缅甸东北部。总面积大约在80万平方公里以上。然后介绍了秦汉帝国统治的西南地区的地理位置、立体分布示意图。接着介绍了秦汉帝国统治的西南地区的地貌为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山地和高原。气候总体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但不少地区又呈垂直变化。其自然地理：从北到南为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川西高原、贵州高原、云南高原。人文地理：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区：巴蜀文化区、西南夷文化区。在西南夷文化区中，还可以分为两个亚文化区：南夷亚区、西夷亚区。

第一部分 巨变中的秦汉中国西南

秦汉帝国统治前：民族集团分布（图）

一、帝国统治前的西南地区

1.传说与古史中的巴蜀

（1）巴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有后世追溯的巴人廪君传说，巴人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后溯长江而上。

（2）蜀人：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追溯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的传说。

2.古史中的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有很多族群。根据其习俗、社会经济生活和活动区域，可分三大类。

第一类：以夜郎、滇和邛都为首的各种南夷。农耕民族、定居为邑聚、有君长。发型为椎髻。

第二类：在南夷西面的嶲、昆明等西夷。游牧民族，不定居，随牲畜迁徙，无君长。发型为编发。

第三类：以徙、笮、冄䮾、白马为代表的各种西夷。半农半牧民族，或定居或迁徙，有君长。

秦汉帝国统治前：主要考古学文化分布（图）

3.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

早期有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晚期有“巴蜀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不同）

巴蜀文化：船棺葬、铜器

4.西南夷地区的青铜文化

（1）滇文化：以铜鼓为代表，是最晚的青铜文化，可以通过滇文化的青铜器了解滇人的方方面面。

滇文化贵族大墓

滇文化的青铜器（示例）：

5.贵州地区青铜文化

   贵州出土了很多文化类型的青铜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一般被称为“边缘文化”（同时具有很多周边文化特点）。

贵州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贵州地区青铜文化：

岷江上游石棺墓出土青铜器

川西地区石棺葬：撮箕山文化、佳山文化：

二、秦汉帝国统治沿革与文化变迁

1.巴蜀亡国与秦帝国统治（前316-前206年）

（1）重大历史事件：公元前316年，秦南下军事占领巴蜀，两国亡国。

（2）政治建设：巴蜀灭国后，秦在当地实行双重统治政策，既实行郡县制，又实行册封制。但是巴蜀两地的效果不同。

在蜀地，秦曾三次封蜀王或蜀王之子为侯。前309-前285年，蜀侯三次反叛，其后不再封侯。

在巴地，秦封原巴国统治者为君长以统治巴人，并将秦国女子嫁给他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

     “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秦二十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

因此原巴国上层统治集团始终与秦保持较好的关系，在秦国统治期间也未见巴人反抗秦统治。

（3）经济建设与秦统一战争

在蜀地废蜀侯之后，实行直接统治方式。此后，秦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便利用蜀区丰富的物质资源来支持秦统一战争。

 第三任蜀郡太守李冰在位时，主要政绩有三项：

一是：疏通河道，减轻洪灾，畅通水上运输；

二是：大兴水利建设，修堰开渠，灌溉稻田；

三是：穿凿盐井。

在统一中国过程中，蜀地大量物资有力地支持了秦统一战争。

“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蜀志》）

2.汉帝国统治与继续拓疆

（1）巴蜀地区与汉平定天下

秦末起义军约定：谁先入秦都所在的关中地区，就拥立其为关中王。公元前206年，汉帝国创建者刘邦率军先入关中灭秦，但项羽却因其兵众势大，违约封刘邦为汉王。

巴蜀汉中在当时被视为边远蛮夷之地。刘邦以项羽负约准备进攻项羽，但谋臣萧何却竭力劝阻：

“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 ……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书·萧何曹参传》）

 在萧何这番开导后，刘邦才接受“汉王”封号，进入汉中地区，然后又挥师南下，从秦国旧将手中收巴蜀二郡。

（2）文化、思想建设

西汉中期前后，是中原统治者对巴蜀地区进行统治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如果说秦帝国统治的110年间，巴蜀地区经历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两个发展阶段，到西汉中期前后，便进入了文化、思想建设阶段。

 西汉中期以后，巴蜀地区在文化上、心态上也认同了外来文化与统治，并逐渐完全融入了汉代社会。

与此相应，汉统治者也不再将巴蜀地区视为一个被征服的边远蛮夷地区。统治政策也改变了过去的殖民统治倾向。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翁治蜀开教化。

“巴、蜀、广汉本南夷……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 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景、武间，文翁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汉书·地理志》）

文翁兴学而力改巴蜀社会风气之事，《汉书·循吏传》中有较详记载：

“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遣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子弟，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在秦灭巴蜀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期（前316～前140年），巴蜀籍无人出任过朝廷或地方高官。但西汉中期以后，巴蜀籍人士出任朝廷和地方高官者却不绝于史。

 西汉中期时官学和官方正统思想在巴蜀地区已取得了主导地位，这在以后汉帝国向西南夷地区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也得以充分体现。按照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蜀地在西汉中期以后也已进入了当时汉帝国的文化先进地区。

《汉书·地理志》记载：“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正是由于巴蜀地区从整体上已融入汉代社会，再加之巴蜀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西汉中期时汉武帝得以巴蜀地区为基地，大规模地向西南夷地区拓疆。

（3）汉武帝进兵西南夷

在秦代，曾对西南夷进行过征伐，并在部分邻近巴蜀的地区设置郡县进行统治。汉初时主动放弃。

汉武帝时两次大规模进军，完成了汉帝国对西南夷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第一次进军西南夷地区的初始目的，主要是为了借道进兵南越国。

第二次进兵西南夷的直接起因是为了寻找一条从汉通往身毒（今印度）、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道路开始的。

（4）行政中心的确立与汉末割据

a.行政中心的确立：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划分十三州，每州设一刺史监察，以加强中央集权。当时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和西南夷地区均属于益州。取名“益州”，据说是希望“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云。”（《水经注·江水》）益州的治所最初在广汉郡治雒县，东汉后期移至蜀郡治成都，但均位于川西平原。这从行政体系上确立了这两个地缘关系密切地区的一体关系，也承认了川西地区在西南地区内的中心地位。

 b.西南地域经济、文化圈：东汉时在汉帝国疆域内逐渐形成数个地域性的经济、文化圈，这对东汉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导致东汉末期汉帝国分裂和蜀汉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3.秦汉帝国时期：从文化并存到文化融合

（1）巴蜀地区：经过秦约110年统治，土著的巴蜀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变化。进入汉代以后，文化变迁速度加快，土著文化面貌与汉文化日趋接近。例如，西汉晚期，巴蜀式墓葬已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文化墓葬。

（2）西南夷地区：汉化进程晚于巴蜀地区，大概是从西汉中期汉武帝征伐西南夷以后开始的，但其进程却相当迅速。土著文化变迁主要有三种情况：

其一，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后，文化迅速变化，最后融入汉文化中；

其二，在汉文化影响下正在迅速变化，但在尚未融入汉文化之前便突然消失了。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某种政治或军事方面的突发事件，导致了土著居民的大规模迁徙、或土著居民遭到大规模屠杀而造成土著文化的崩溃。

其三，虽在汉文化影响下发生很大变化，但迄东汉末期为止，始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原土著文化特色。主要是在较为偏僻地区。

西汉时期汉文化墓葬：

（3）西南地域文化圈的形成：巴蜀地区与西南夷地区本来就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再加之大量移民、屯军、益州刺史部的建立，以及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加速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和区域化的过程。在东汉中期，西南地域文化圈已逐渐形成。

第二部分  帝国的统治与管理

一、政治制度

秦灭巴蜀后，在巴蜀地区制定并实施了一套较特殊的政治制度。它既不同于秦本土，也不同于占领六国后实施的制度。

 这一制度以后为汉帝国沿袭，这就是在新占领的民族地区实行郡县制与册封制并行的双重统治制度。但在秦汉本土来的移民强大后，便逐渐取消册封制，实行单一郡县制。

                      汉帝国西南地区地方行政系统

                     ----县----乡--|--亭----里----什----伍

         |              |----邮、传、驿、置

         |       

    郡--------道（县）--|--民族原有组织系统

         |              |----邮、传、驿、置

         |

         |----王国（侯国）----民族原有组织系统

1.郡县制

秦灭巴蜀后，郡县制与册封制双轨并行。汉比秦的系统更为完备。

郡县制统治的基础，是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土地的私有和人民按地域划分进行统治。在这种制度下，基本上是以户为生产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并且按照土地的多少交纳地租，以户和人数交纳算赋（人头税），此外还要负担国家的徭役、兵役等。因此，郡县制的出现，是与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郡、县：是地方主要行政机构。乡以下均为秦的基层行政组织。十亭一乡（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十里一亭（亭长）。里（吏称“里典”）在乡村和城邑中均有设置。里（里魁）、什（什长）、伍（伍长）：大体百家为一里，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其目的是为了相互监察，民有善恶事，以告监官。

道：在巴蜀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的与县同级的特殊地方行政机构。

州（刺史部）：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设，将全国分为13州（刺史部），整个西南地区为一州，名为益州。

2. “羁縻”统治与册封制

（1）“羁縻”统治

西南地区，各族群的社会组织形式、经济类型多样化，经济发展水平既与内地有较大差距，不同地区、不同族群间也千差万别。在农业社会中，多为水平低下的粗放型农业，土地尚未私有化。社会组织以血缘为基础。

因此，当秦汉帝国刚征服这些地区之时，既不能照搬内地的统治管理方式，又不能将各族群按照统一模式去统治管理。此外，原民族地区残存上层统治势力的力量尚强，完全抛开他们去直接进行统治，势必会引起这些民族地区社会的动乱和反抗。基于这些原因，秦汉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模式被称为“羁縻”统治。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引解释：“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 这种羁縻统治的具体方式就是通过“册封制”进行。

（2）册封制

 实施“羁縻”统治的具体制度。在新占领的民族地区，朝廷对原统治者或首领进行册封，在承认秦汉统治前提下，允许保留原有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而中央朝廷派遣来的外族官吏则通过这些土著上层人物来进行间接统治。受册封者在政治、军事上要听从帝国调度，在经济上以贡纳等形式交纳一定赋税。

附录 秦汉册封一览表

a. 秦的册封

蜀侯：原蜀王的后裔，共三代。巴人君长：秦册封，汉承袭。原巴王后裔。还有僰侯、笮侯等。

b. 汉的册封

巴人君长（原巴王族后裔，巴郡境内）

白虎夷王（可能为巴人后裔，巴郡境内）

巴夷王（巴人后裔，巴郡境内）

慈凫乡侯（賨人首领，巴郡阆中）

归义賨邑侯（賨人首领，巴郡朐忍）

汉叟邑长（叟人首领，犍为属国朱提）

夜郎王（原夜郎王，牂牁郡）

句町王（侯）（原句町首领，牂牁郡）

漏卧侯（原漏卧首领，牂牁郡）

同并侯（原同并首领，牂牁郡）

滇王（原滇王，益州郡）

哀牢君长（哀牢王贤栗，永昌郡）

哀牢王（原哀牢王，永昌郡）

破虏傍邑侯（昆明人首领，永昌郡邪龙）

邛谷王（邛人首领，越嶲郡）

奉通邑君长（即青衣道邑长，夷人首领，蜀郡属国）

汉夷土部首领（青衣的夷人土部首领，蜀郡属国汉嘉）

汉叟仟长（青衣的叟人首领，蜀郡属国汉嘉）

造头邑君长（蜀郡徼外的羌人首领，蜀郡）

白马羌归义君长（白马羌人首领，广汉郡）

c.册封等级

根据古代文献可知，对民族首领、国王的册封都是由皇帝和朝廷进行。但“仟长”等地位较低的民族头人由哪一级册封不详。

册封等级高低的依据是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分布地域范围和人口数量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王、侯等。在汉代，王的册封地既可仅为一县，又可广至数县，而侯的册封地则基本限于一县之地。在秦代时，蜀侯的册封地则可能不仅仅限于一县之地。被秦汉统治前，其社会组织形式推测大体上可能都为早期国家或酋邦（chiefdon）等。

第二等级：君长、邑长、邑君等。其册封地通常小于王、侯的册封地，被称为邑。被秦汉统治前，其社会组织形式推测大体上可能相当于酋邦或部落（tribe）等。

第三等级：仟长、佰长等。由于等级低下，基本未见于文献记载，仅是后世出土有册封印章。被秦汉统治前的社会组织形式等不详，有的可能就是附属在前两个等级的册封者之下。

3.官吏与地方官学

（1）官吏制度

“汉承秦制”。仅以汉代为例。地方主要官吏，如州刺史，郡太守、都尉、丞、长史，以及县令（长）、丞、尉等，由中央任命。规定本籍人士不能担任本州、郡、属国、县的主要官吏职务。但地方主要官吏的掾吏，可由本籍的人士担任。

（2）官吏构成成份

由于秦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带有很强的殖民统治性质，因此在秦统治巴蜀期间，未见有巴蜀人士出任秦的主要官吏，据中央、地方官吏记载，巴蜀二郡的主要官吏均是由秦本土派来的人士担任。西汉早期情况也大致如此。

巴蜀人士出任中央朝廷高官或地方主要官吏，主要始于西汉中期的武帝前后，最高担任九卿或郡太守。西汉晚期至末期数量增加，并有出任朝廷最高官吏之列者。西南夷地区人士出任朝廷和地方高官者，大约始于东汉中期前后，见于记载者仅数人。

（3）地方官学的兴起

地方官学是西汉前期由蜀郡太守文翁首创的一种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主要教授内容是汉代官方正统学说——儒学经典，以及法律条文等。

受教于官学，是当时入仕做官的途径之一。

《汉书·平帝纪》中也有所记载：“元始三年（3年）……汉安公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指儒家的五种经典）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在四川地区东汉砖室墓中，就出土有“传经讲学”画像砖(下图)，画面的人物多戴高冠帽，从装束上观察像是官吏。这种画像砖内容可能表现的就是地方官学的传经讲学情况。

4.兵制与征伐

（1）兵制

汉代男子在23-56岁期间，须服兵役二年，其中一年在本郡，称“正卒”，一年在边郡或京师，分别称“戍卒”或“卫卒”，其余时间为本郡预备兵。

    巴蜀地方军队为材官，在西汉时期非常著名。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就曾召巴蜀材官进入关中地区，保卫京师（《汉书·高帝纪》）。      

（2）边防与军屯

    汉代在边郡要修建边关、设置障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

    军屯：在四川凉山昭觉县四开乡发现东汉末至蜀汉时期一处军屯遗址，还出土17枚铜军印，有三种：“军司马印”1枚；“军假侯印”3枚；“军假司马”13枚。

（3）征伐

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至公元220年东汉帝国灭亡，期间土著民族中曾爆发过无数次起义和反抗，前来镇压、征伐军队主要有四种：中央军队、巴蜀地方军队、罪犯从军、蛮夷军队。

二、移民

1.移民目的

移民的根本目的：为了巩固其统治，进而开发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并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本土融为一体。

（1）秦代移民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

（2）汉代移民

《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功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

2.移民方式

（1）迁徙普通移民。

（2）流放：《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政）赐文信侯书曰：“……其（吕不韦）与家属徙处蜀！”  …… 诸嫪毐（lào âi）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3）迁虏与豪强；

《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3.移民制度与措施

（1）规定迁徙地；

（2）监送与押解制度；

（3）家属、舍人同行制度；

（4）资材携带限定；

（5）禁止离开迁徙地。

4.移民管理与生业

（1）郡县制管理

（2）提供住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迁汉淮南王于蜀郡严道时，“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

（3）聚居：首先是在聚居在城邑及附近。

（4）生业活动：移民主要从事农业、工商业。《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招募内地“豪民田南夷”，即在南夷地区移民垦殖。四川青川郝家坪秦人墓地50号墓中出土的《为田律》木牍上，记载的就是与农业活动相关的法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地富商卓氏、程郑氏都是中原移民，冶铁致富。

5.移民与土著居民分布变化

（1）秦代移民分布：初灭巴蜀，针对蜀国残余势力强大，“秦之迁人皆居蜀”，并在原蜀国核心地区的川西平原上依秦制建起成都、郫、临邛等三座城邑。此外在秦入蜀交通沿线也有分布。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2）巴蜀汉代移民分布：西汉时，移民分布范围又扩大到川中、川南和重庆的长江沿岸地区。东汉时，除了川北渠江流域为賨人（板楯蛮）之外，汉人分布已遍及四川盆地内和汉水谷地。

（3）西南夷汉代移民分布：特点是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小型盆地和一些较平坦的河谷地带，以及交通沿线。

（4）土著居民分布变化：随着移民陆续到来，土著居民分布也在逐渐变化。秦灭巴蜀时，部分巴蜀居民开始从平原、河谷等迁往附近山区，还迁往秦统治力量尚未到达的南方。如《华阳国志·蜀志》：“（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西汉时邛人只见于川西南山地了。又：“僰道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徙之。”东汉以后，僰人仅分布在四川盆地以南山区。再如，蜀亡后部分蜀人在蜀王子带领下，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在乐山以南山区和安宁河谷地留下了其踪迹，最后迁徙越南北部建立新国家，称为“安阳王”（《交州外域记》）。

三、道路与交通

官道开通的意义：无论是秦帝国或是汉帝国，国土辽阔，要想有效地统治边地，首先需要的就是官道畅通，否则以辎重车辆和战马组成的军队便很难通畅地进入这一地区，帝国的政令也很难及时到达。因此，征服者要进入和有效地统治这一地区，首要任务就是开通官道与改善交通。

在秦汉帝国势力进入之前，本地区似乎不使用马车。因此，陆路交通多是仅能供人、畜行走的便道。秦汉时期开通的官方大道，多是在这些便道基础之上，改建成可通马车的官方大道——驿道。

1.开通官道

（1）秦代开通的官道

 a.褒斜道和石牛道（连接巴蜀地区和关中地区）；

 b.阴平道（连接今甘肃与四川盆地）；

 c.江水道（岷江、长江，连接四川盆地内部、巴蜀地区与楚地）；

 d.五尺道（连接巴蜀地区与南夷夜郎地区）。

（2）汉代开通的官道

 a.南夷道（附牂牁水道，从五尺道继续向南延伸，与西夷道汇合）；

 b.西夷道（连接蜀地与西夷地区，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灵关道和南

段为博南道）

汉代西南地区主要交通路线示意图：

2.官道设施

（1）亭

亭有亭舍。亭舍除了作为亭长办公地点之外，同时也是官道上供过往官吏商旅食宿的交通设施。如南夷道在南广境内有一段称“八亭道”。

蜀郡有成都县的“成亭”、临邛的“都亭”；牂牁郡有“且同亭”；犍为郡有邮亭”；越嶲郡也设置亭。

（2）邮

 为了能快速传递各级政府的公文书信而专门设置的机构。根据《说文解字》（卷六下）的解释：“邮，竟（境）上行书舍。”秦代蜀郡湔氐道有“白沙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蜀郡严道有“邛邮”。

（3）传、驿、置

“传”：汉代将供给政府官吏和特许者的马车称为“传”。管理这种马车机构也称“传”，其屋称“传舍”。有传吏负责管理。传舍也可为路上过往官吏提供食宿。

 《后汉书·方术列传·任文公》记载越嶲郡设有传舍。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出土了一件东汉铁炉，铸有“武阳传舍比二”的铭文。

“驿”：是传递文书的辅助机构设施，与邮相似。但它与邮不同之处在于只为传递公文者提供马匹，不负责传送文书邮件。

“置”：是置传和置驿的地方，并有官吏管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蜀郡严道有“邛邮”。《索引》也解释：“严道有邛崃山，有邮置，故曰严道邛邮也。”

3.官道维修改造

（1）大规模路段改造

官道大规模综合改造是由皇帝下诏，路段所在地的州刺史、郡太守等地方行政长官具体负责，并可征调与此道相关的邻近郡县的人力、物力。例如，在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的《鄐君开褒斜道摩岩刻石》上对此有明确记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掾治级王宏、史旬茂、张宇、韩芩弟典功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将领用。始作桥格（阁）六百卅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徙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

（2）局部路段维修改造

局部路段的小规模改造主要是指危险路段的改造、局部的改线、架桥等，由郡、属国、县等地方长官为总负责，并遣其属吏具体实施，所需的人力、物力也由地方政府自行筹集解决。下面列举几项汉代碑刻记载。

a.危险路段改造

东汉和帝永元八年（96年）《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维平乡明高大道，北与武阳西与蜀郡、青衣、越嶲通界。制由山上，随沿回曲，危，经随险，登高望天，车马不通……复为民周（害）。永元七年十月，南安长右扶风仓王君民兴利除周，遣掾何童、史道兴，与有秩道家，因民力崖平碓及泊潭山格（阁），通达平直，广大道长及畸灰盗贼区止，车马驰驱，无所畏难……百姓如愿。开采石，今刻石之功，恩及子孙，去危就安，万世无患，永永无穷……永元八年四月十日，兼户曹掾何童、史道兴造书……”

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冲路危险，侠石胁岩£道，人马£行，为民隆害，历世弥久，靡有留心。长广汉王君，建和二年冬，任掾杨功治破坏，又从涂口繇平井间道至别淹，得去危就安，功夫九百余日，成就通达，永传亿岁无穷记。弟子杨子钦奉……”

b.局部路段改道

东汉安帝永初六年(112年)《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羊窦道旧故南上高山，下入深谷，危骏回远，百姓患苦。永初六年，青衣尉南安赵孟麟更易由此道，滨江平泽无盗贼，差近廿里，骑马担负，水弱得过。除去危难，行人万姓，莫不蒙恩，传于无究乎。维世青衣尉赵君，故治所书佐郡督邮随牒除到间六日。郡召守蜀铁间长，积四月，治状亦明，徙守成都，今复还归尉处。羊窦故道高危，君穿崖易道，盗贼徵止，老弱往来无患。时典主通道者，积故吏梁£捕盗贼王留，百姓过者皆蒙恩。君延寿万年，此书盛巨。永元十一月九日造。”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犍为）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桥曰汉安桥，广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断绝，岁岁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阳李严乃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

四川都江堰市东汉永元六年石刻记载：“攻此石，省三处阁。直钱万二千。永元六年。”

 c.造阁道和桥梁

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蜀郡守何君阁道碑》：“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 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惟延熹龙在甲辰三月甲子……造此笮桥……改奢就俭，莫不安之……”

四、农业与牧业

1.水利建设与农田开垦

（1）大型综合水利工程

秦灭蜀40年，在蜀地势力强大之后，便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最重要的工程是治水。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为秦统一战争提供更多物资，也直接关系到秦在蜀地统治能否进一步巩固。

 治水由秦在蜀郡的第三任郡守李冰（前277年就任）负责。他组织、领导了许多蜀地建设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都江堰”综合水利工程。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对后世蜀地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 然莫足数也。”《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即汉之蜀、广汉、犍为），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2）水利灌溉与农田开垦

李冰还主持了其它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如开凿羊摩江引水灌溉。《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即在岷江分江口附近开凿羊摩江，用以灌溉岷江以西的农田。又如组织了疏导文井江、洛水，及治理绵水等工程。”

汉代时，蜀地官吏领导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更多。西汉景帝末年（约前143～前140年）文翁任蜀郡守时，曾穿湔江引内江水灌溉繁县的稻田1700顷（《华阳国志·蜀志》）。任豫《益州记》云：“县有望川源，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记载：东汉末年广汉太守沈子琚组织当地人引绵水开渠建陂池堰塘，造福一方。

西南夷地区情况也是如此。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末年“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

2.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管理制度

（1）土地制度

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并可买卖。

根据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移民墓地发现的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的《为田律》木牍可知，秦在巴蜀移民中也是实施土地私有制新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后“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在汉武帝元鼎年间迁至蜀郡郫县后，也购买“有田一廛（百亩），有宅一区”。

1970年，在四川郫县犀浦发现一块东汉时期的石碑上面记载有许多农户的资产情况，其中每家农户占有土地8～260亩不等，还根据土地优劣写明其价值。

（2）田税

在秦汉时期实行的土地私有制法律中，规定土地的占有者必须向国家交纳田税（文献称“田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至（汉）高祖为汉王，发夷人（即板楯蛮）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 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

在西汉实行都尉治和东汉实行属国都尉治的民族地区，其赋税制度比实行郡县制地区更宽松。《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 冄䮾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前111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前67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

（3）农田与水利管理制度

青川县郝家坪秦人墓出土的《为田律》木牍，反映出秦对移居巴蜀的移民实行农田及水利管理的一些情况。其译文全文如下：

 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王命令丞相甘茂和内史堰，百姓邪僻不守法，现对《为田律》加以修改：农田宽一步，长八步，就要造畛。每亩两条畛，一条陌道；一百亩为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大小与高度相当；埒高一尺，基部厚二尺。在秋季八月，修筑封埒，划定田界，并除去阡陌上生长的草；九月，大规模修治道路和难行的地方；十月，造桥，修筑池塘水堤，使渡口和桥梁畅通，清除杂草。不在规定修治道路的时节，如道路破坏不能通行，也应立即修治。木牍背面文字，有些地方漫漶难识。全文大致如下：

 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二田，□一田，章一田，□六田，□一田，□一田，□一田，□一田。

这是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由秦国丞相甘茂等根据蜀地具体情况重新修定的规划、管理农田的法律。条文很繁复、严格。该木牍记载的可能只是《为田律》中作了修改的部分，并非该律的全文。背面记载的应是当年蜀地某地内（可能就是当地）不依法修治的情况记录。

 通过《为田律》可知，当时秦政府规定巴蜀地区每亩的农田形状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别。中原地区每亩农田呈细长条形。巴蜀地区每亩农田可能为长方形或不太规则的长方形，而每亩农田内的小区划农田也可能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这种农田形状体现了巴蜀地区丘陵浅山地带稻作农业的特点，与中原地区的平原旱地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3.铁农具与农业技术

（1）铁农具普及

秦汉帝国统治西南数百年间，区域内农业生产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铁农具普及和农业生产技术提高。

在巴蜀地区，发现最早的铁农具在秦末至西汉初期，如在成都龙泉驿秦人墓、岷江上游理县佳山石棺墓群、茂县城关石棺墓地等都出土有铁农具，种类有锄、锸、镰、铚等。

在西南夷地区，铁农具开始使用年代早晚不一。牂牁郡和犍为郡南部都尉治地区（现贵州和滇东北）在西汉前期墓中已出现铁农具，益州郡和永昌郡境内（现云南），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才出现铜铁复合农具，东汉以后铁农具也逐渐替代了铜农具。

（2）农业技术的提高   

从古至今，西南地区主要是稻作农业区，水稻种植是最重要的农事活动。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省市和陕西省汉中地区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汉式墓葬中，常发现有用陶质或石质的水田、陂池或水田陂池模型随葬。从中可反映出汉代稻作农业生产情况和农业科技发展水平。

首先，最突出的特征是几乎所有的稻田均与水渠相连，稻田旁还多有鱼塘陂池，从中可见当时稻田水利设施的完备。

其次，再结合文献记载及四川汉代画像，可看出当时水稻耕作主要步骤：

a.秋后整治水渠陂堰、水田。

b.冬季田中蓄水。

c.春耕前施肥。

d.育殃、插秧前整地。目前尚未发现汉代以前西南地区有水田牛耕迹象。

e.插秧。

f.中耕除草。

g.收获。

当时川西平原单位面积产量已相当高。《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绵（竹）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学者认为在川西平原土质肥沃地区，每亩水稻产量约为390公斤。

（3）粮食外调与就食

秦灭巴蜀以来，巴蜀地区一直就是秦汉的粮食生产基地，大量外调，为秦统一、为汉平定天下作出了贡献。汉代时也常调集巴蜀粮食救灾，也令灾民去巴蜀逃荒就食，以稳定社会。（西汉初年）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汉书·食货志》）武帝时期：”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4.牧业

（1）巴蜀地区的畜牧与饲养

根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汉时期巴蜀有不少以产牛、马而闻名的地区。东汉墓葬中大量随葬陶猪模型和猪圈模型。

（2）西南夷地区的游牧与畜牧

西南夷地区自古以来牧业发达，尤其是西夷地区。司马迁曾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描述,在西夷地区，分布在今云南中西部的嶲、昆明均是游牧经济，“随畜迁徙，毋常处”，为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

在南夷地区，西汉中期以前其主要民族集团虽是“耕田，有邑居”的农业民族。但根据滇文化中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青铜器上的图案和雕塑观察，在滇文化分布范围内，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山区其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农业。南夷地区主要家畜为猪、水牛、黄牛、山羊和绵羊等。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汉昭帝始元年间（前86～前81年），汉出兵平定了席卷益州诸郡民族起兵反汉后，“获畜产十万余”。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平息了民族反抗后，获“马三千疋，牛羊三万余头”。

     五、手工业与商业

     1.手工业管理体制

    （1）官营手工业机构

       《华阳国志·蜀志》载秦灭巴蜀第五年，即在蜀郡成都置盐、铁官。根据考古资料还可知秦在蜀郡还置有工室。西汉时，《汉书·地理志》所载西南设置官营手工业机构：

       工官二处：蜀郡成都、广汉郡雒县；

       铁官四处：蜀郡临邛、犍为郡南安和武阳、汉中郡沔阳；

       盐官四处：蜀郡临邛、犍为郡南安、巴郡朐忍、益州郡连然；

      木官一处：蜀郡严道；

      橘官二处：巴郡朐忍和鱼复。根据西安汉城遗址出土“严道橘丞”封泥可知，在蜀郡严道还设有橘官。

     （2）秦代的工室

          秦代官府手工业称“工室”。在部分郡县设置。秦代蜀郡工室的生产管理非常严格，均实行产品署名制，以便产品有质量问题时追查、分清责任。

     （3）汉代的工官

        汉代，整个西南仅蜀郡成都和广汉郡雒两地置有工官。这两处工官生产量都较大，其产品在今朝鲜平壤、贵州清镇和平坝、陕西西安、河北邯郸等地均有发现。工官产品主要供应皇帝和朝廷，因此生产管理似乎更为严密。从出土漆器和鎏金铜器铭文中可知汉帝国工官管理系统：

郡太守--（护工卒史）--工官长--（丞）--掾----史---- 令史----佐----啬夫

        工官是综合性的手工业生产机构。根据考古发现统计，秦汉时蜀郡、广汉郡的工室和工官生产项目有：铜器、铁器、漆器、木竹器、金银器等。估计还有各种纺织品，只是未能保存下来。工官生产的产品往往是由多种材料构成，如马车、错金银铁器、金铜扣漆器等。

       1956～1958年在贵州清镇、平坝出土一批蜀郡和广汉郡工官制造的漆器，部分有铭文，内容大同小异。以清镇17号墓出土的西汉末年漆耳杯的铭文为例：“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龠。素工昌、修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根据铭文可知：汉代工官产品要署明制造日期，“元始三年”为西汉平帝年号；“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棓”为生产此器的工官和物品名，“乘舆”即为皇帝或皇室生产的。以下铭文是标明此耳杯是经过髹漆、打磨、描绘的木制耳杯（实物为苎麻胎）附加金耳。

       2.工矿业

     （1）工矿业管理体制

        秦汉对矿藏资源管理严格，民间开采均要纳税。

        在四川彭山县出土过铜锭，上有数字编号和“西顺郡”铭文。彭山汉代为犍为郡武阳县。犍为郡在王莽时期曾改为西顺郡。可知此铜锭为王莽时期（6～23年）遗物。产品上有郡名和编号者，按照汉代的惯例应为官府手工业所生产。此为铜材上铭有郡名和编号，显然是准备输往它地，为那些不产铜矿地区的官府作坊提供铸钱币或铜器制造的原材料。

       1970-1990年代在四川西昌市东坪发现一处王莽新朝至东汉时期官府冶铜铸币遗址，有大量冶铜炼炉及“货泉”“五铢”钱范和其它各种铸范、坩锅等，还发现铸有“越”字和阴刻数字的铜锭。“越”当为“越嶲郡”简称。

      （2）矿藏资源开发

          西南地区矿藏资源十分丰富。秦汉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汉代以来史书中也十分注意对这些矿藏资源的记载。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这些资源的重视。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总计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发现矿藏地点约58处，其中盐15处、铁10处、铜7处、锡4处、铅3处、金5处、银6处、玉3处、丹砂3处、天然气1处、翡翠1处、琥珀1处。

       除了西昌东坪冶铜遗址之外，在云南个旧也发现过东汉时期的铅、锡冶炼遗址，并有炼好的铅锭。可见汉代西南的工矿业已有相当发展。

      3.制盐业

        盐业为西南地区一项古老手工业，在巴人早期神话传说中就有争夺盐源之地的传说。巴蜀地区：早期传统制盐法为取天然盐泉用陶器煮盐。汉代巴蜀地区井盐业得到较大发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仅蜀郡就有八县有盐井，当时已是“家有盐铜之利”，并常是“盐井、渔田之饶”并举。与此相应，在川西平原一带东汉画像砖墓中常出土“井盐生产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汉代从盐井取盐水、通过竹槽运送盐水，到作坊中用排灶煮盐的制盐全过程。

       西南夷地区：传统制盐法形式多样，因地制宜，并一直延续到汉代。例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在越嶲郡定笮有盐池，当地传统制盐法是把柴薪聚在一起，然后浇以盐水，再焚烧，烧后将盐分离出来。又如，《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汶山郡的土著民族则以咸石、咸土煎煮之，然后成盐。

      应该指出，川西地区在东汉已用天然气煮盐：“（临邛）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 井有二，一燥一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华阳国志·蜀志》)

      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记载。利用天然气煮盐不但可降低制盐成本，还可大大提高煮盐效率。在当时是一项十分先进的制盐技术。巴蜀地区生产的井盐还可输往其它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成都商人罗褒在西汉晚期成帝至哀帝时（前32～前2年），往来于京城和巴蜀之间“擅盐井之利”，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巨富豪商。

      4.冶铁业

     （1）蜀地冶铁业的发展

       公元前311年，秦在筑成都城的同时也设置了铁官，可见当时蜀地已出现了冶铁业。战国末期，随着大批关东六国移民进入巴蜀地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冶铁技术，推动了巴蜀冶铁业的发展。

    （2）秦汉冶铁业发展阶段

       a.第一阶段

       秦统治时期（前316～前206年），巴蜀地区铁器有一定程度普及。多为手工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极少农具。夜郎地区有少量小型铁器。种类无铁农具，除兵器外基本为巴蜀地区输入。

      b.第二阶段

       西汉前期（前206～前118年）。巴蜀地区铁器进一步普及。铁农具已较普及。夜郎地区仍基本是巴蜀地区输入，新出现铁农具。邛笮地区（川西南）和滇、昆明地区（滇中部），不确定本期是否有铁器。

       c.第三阶段

       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前118～公元25年）。巴蜀地区铁器广为普及，并有超过铜器的趋势。在工具、农具中铁器已居主导地位。牂牁郡和犍为郡南部（原夜郎地区）比前一阶段普遍。越嶲郡（即原邛笮地区）、益州郡（滇中部），仍不普及。原因与当时冶铜业发达有关。

       d.第四阶段

        东汉时期（25～220年）。铁器在整个西南地区全面普及。西南夷地区已开始开采铁矿、生产铁器，但仍有部分铁器从巴蜀地区输入。

      5.冶铜业

    （1）蜀地的冶铜业

       秦代的蜀郡工室在秦统一六国以前，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兵器，历年出土的有“蜀东工”铭文的铜器，均为戈、戟等兵器。随着中国统一和大规模战争结束，以及蜀地漆器业的发展，到汉代时蜀郡工官的产品已不再主要是铜器了。西汉时期西南冶铜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铸钱业特别发达。

    （2）云南地区青铜器

       由于有十分丰富的铜、锡、铅矿资源，从战国至西汉中期（前5～前1世纪），是云南地区青铜业空前繁荣的时期，不但其青铜冶炼工艺、青铜器制作技术和艺术造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冶铜业规模庞大、青铜器数量特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西汉中期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臣服于汉帝国并接受“滇王”的封号以来开始衰微，在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公元1世纪），滇式青铜器也已基本消失。

     （3）东汉民间作坊

       东汉时期，整个西南地区的铜器制造业多以民间作坊形式存在，产品均为汉式。最著名的就是犍为属国朱提、堂螂（均现云南昭通）的铜洗（鉴）了，生产量极大，在西南乃至全国许多地区多有出土。

此外，蜀郡的私人作坊产品也较有影响，销往全国各地。在山东兰陵、浙江绍兴、湖南汝城都出土过东汉“蜀郡成都”铭文的铜洗。

       6.其它手工业

     （1）漆器制造业

       漆器制造业一直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传统手工业，也是生漆重要产地。《华阳国志》记载蜀郡、广汉郡、巴郡、益州郡均出产生漆。秦汉时期巴蜀漆器生产发展较快，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

       蜀地漆器生产量大，除满足本地区需要之外，还输出到全国许多地区。根据漆器自身铭文，目前发现可确定为蜀地漆器的地点，除巴蜀地区之外，在朝鲜平壤（乐浪郡）、湖南长沙、湖北江陵、贵州清镇的汉墓中都有较多出土。

       秦汉时期蜀地漆器生产可分官营和民营二类。官营的又可以分为地方官营和朝廷官营两种情况。

朝廷官营产品以两汉的广汉、蜀郡工官生产的“扣器”最具代表。所谓“扣器”，即器物主体部分为漆器，但在耳部、口沿部、底部或腹部等局部有金银等金属部件。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高档的奢侈品。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今富者银口黄耳……金错蜀杯。”其价值是漆器的“一文杯（即描绘有图案装饰的漆耳杯）得铜杯十”。扣器多为朝廷直接调用，朝廷也拨款生产。因此，这些产品都是首先考虑工艺和质量，而不是成本，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记载：（漆器）一杯卷用百人之功，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这虽是夸张之词，但确实费功巨大。

       地方官营产品以成都的最具代表性。在四川青川、荥经等地的秦墓以及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等地西汉前期墓出土大量漆器中，常有“成亭”“成草市”“市府草”等铭文。

     （2）纺织业

       秦汉西南地区重要手工业之一。《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居住蜀郡郫县“世世以农桑为业”，《汉书·列女传》也记载广汉郡姜诗之妻就是靠纺织自养。

       西南地区纺织品主要为麻织品和丝织品，《华阳国志》记载许多郡县均出产桑、麻。各地普遍生产麻织品，而丝织品的生产则更集中于蜀地。蜀地产品闻名全国，行销国外。西汉扬雄在《蜀都赋》中称蜀布“筩中黄润，一端数金”。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就曾见到经身毒国（今印度）转销到大夏的蜀布。

        因为布、锦均是西南地区重要物产，在西汉末公孙述建立成家政权、东汉末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割据西南之时，也都将其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李熊在劝说公孙述称帝建国时认为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是可资立国的重要条件之一（《后汉书·公孙述传》）。又如蜀汉丞相诸葛亮在颁布教令中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蜀汉在亡国之际，府库尚存“锦绮綵绢各二十万匹。”（《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7.商业

    （1）商业管理制度

       秦灭巴蜀后，很快就将本土商业管理制度推行于巴蜀地区。公元前311年，秦在筑成都城的同时，依据秦都咸阳之制，对成都街市进行改造，将咸阳的商业管理制度推行于成都。《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在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

       可见当时在成都城内已专门设置商业市场，并根据不同的商品门类划分区域。此外，还专设管理市场的“市官”和管理二种重要手工业产品的“盐官”和“铁官”。其主管官吏称“长”，副职称“丞”，与县级官吏同级，可见其重要性。

       虽无明确记载，但推测其它城镇也应陆续推广了这种市场管理制度，只是规格没有成都高而已。

东汉时期，在川西平原的画像墓中出土有数种“市井”画像砖，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的市场情况有一个比较形象地认识。

       市场布局：当时的城镇中都要划出单独的市场区域，市场四周筑有围墙，并有市门（一般为东西南北四门）以供出入。市门每天按时开关。市场中央设市楼，管理市场的官吏在市楼内办公，行使职权。市楼上置有大鼓，为报时以及管理市场所用。

     （2）贸易

       a.前期（前316～约前109年）即秦灭巴蜀至西汉中期征伐西南夷之前。这一时期内的贸易可分三种形式：

      第一，巴蜀区域内贸易。贸易种类繁多，如成都设盐官、铁官，可能除管理生产之外，也管理盐铁贸易。

      第二，区域外贸易，即与秦汉境内其它地区贸易。如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等地西汉早期墓出土漆器，即蜀地产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也记载蜀地商人在京城从事商业活动。

      第三，境外贸易。巴蜀地区与西南夷地区贸易历史悠久，只是到西汉中期才见于史书。当时由于政府闭关，禁止与境外贸易，因此其贸易属于走私性质。《史记》记载当时“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其中以冶铁、贾铁致富的临邛卓氏和程氏，其产品倾销西南夷地区。卓氏拥有家僮1,000人，程郑也拥有家僮800人，财富与生活“拟于人君”。

       除了与周边境外贸易之外，还进行间接的长途贸易。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有二则。

       其一，西汉中期汉使出使南越国（都城在今广州），吃到蜀地产枸酱，回长安后得知“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再从夜郎国转贩至南越国。

      其二，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蜀地产的蜀布和邛竹杖，问其何来，得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又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由此推测，蜀布、邛竹杖是蜀地商人走私至邛笮之地或身毒国，再转贩至大夏国。

       此外，在印度古代旃陀罗芨多王朝（前321～前187年）成书的《国事论》中，有“之那（中国）的成束的丝”；还记载有“之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说明当时也有丝绸输出到印度。

      b.后期（约前109～220年）

        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贸易仍分上述三种形式。

       第一，区域内贸易。这时已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域经济区。巴蜀与西南夷地区间贸易已转为境内贸易。

       第二，区域外贸易。成都作为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区域外贸易也更加频繁。如西汉晚期人扬雄在《蜀都赋》中就形容成都的商业极度繁荣。再如西汉后期资中人王褒在《僮约》中描述其家族“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贸易牛羊”，贸易还远至长安和洛阳、武都、益州等地。还如成都商人罗褒在西汉晚期往来于京城和巴蜀之间“擅盐井之利”（贩卖井盐），成为全国的巨富豪商。

       第三，境外贸易。东汉时地处汉帝国西南边陲的永昌郡，是重要国际通商口岸和物资集散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蜀地、骠越（今缅甸）和身毒商人均云集于此。境外货物有蚌珠（热带珍珠）、轲虫（热带宝贝）、珊瑚、琉璃（即玻璃器，来自西亚、欧洲）等。而翡翠可能产于永昌郡境内（现缅甸境）。

 结语

       1.政治、文化疆域的变迁

       秦汉帝国进入西南地之前，区域内各种文化林立，有巴蜀文化区、滇文化区、夜郎文化区、川西滇西石棺葬文化区、川西南滇北大石墓文化区等。其中巴蜀和滇都已进入了文明阶段或文明初期阶段。在政治方面，区域内存在数个早期国家，此外还多有酋邦和部落，形成多种社会林立。

       秦汉帝国进入并统治这一区域，不但改变了区域内的政治疆域，还导致区域内的土著文化与文明的衰败、消亡，同时将华夏文明推进到这一区域。

       这一结果对古代东亚的历史与文化均产生较大影响。此后，巴蜀地区完全纳入了汉文化圈之中，与中国内地共存于一个政治疆域内。西南夷地区虽在此后历史中数次与中央王朝在政治、文化上分离，但始终置于华夏文明的强烈影响之下。

       2.土著居民的汉化

       秦汉帝国统治巴蜀地区长达500多年。在此期间，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土著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我们将此称为“汉化”。但由于分布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类型等不同，其汉化程度也有所差异。

       一般来说，在交通便利、移民多、农业较发达、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土著居民汉化速度快、程度深。如四川盆地内许多地区到西汉中后期，从物质文化方面已很难分辨移民与土著居民间的差异了。在滇池及附近地区，汉帝国势力虽在西汉中期才进入，但到西汉末年至东汉早期，在物质文化方面土著居民也与移民相差无几了。甚至在社会结构和心理方面也与汉人非常接近了。可认为这类土著居民已汉化了。

       与此相反，在交通不便、移民很少或没有、农业不发达、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土著居民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如聚居四川盆地东北部的板楯蛮（賨人），又如四川盆地西缘宝兴陇东东汉石棺墓群的土著居民，其文化虽受到汉文化影响，但反映出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和物质文化等，却基本保留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

      3.西南地域文化圈的形成

        经过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长期统治及文化的延伸，东汉中期前后，西南地区开始形成“西南地域文化圈”。这是一个在汉文化内富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文化圈。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三个层次：

       其一，核心地区。由川西地区构成，而成都则是这一核心地区内的中心城市。

       其二，主要地区。由平原、丘陵和浅山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构成。

       其三，边缘地区。由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山地构成。

       在这三个层次中，其核心地区的文化变迁速度较快，并直接影响着主要地区文化的发展变化。边缘地区的文化变迁速度慢，处于衰退性变迁过程中，虽受汉文化影响，但仍顽强保持着原土著文化的许多特征。

       这一地域文化圈的形成，不可否认与西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外来中原文化在融合土著文化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土著文化影响的结果。

       4.郡县制与册封制

        郡县制和册封制是秦汉帝国在西南地区并用的统治方式和行政管理制度。一般而论，郡县制主要是针对秦汉移民行使的一种制度，而册封制主要是针对土著居民行使的一种制度。但是，册封制在某些地区行使一段时间后改行郡县制，但在某些地区却一直持续到东汉以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郡县制是一种与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社会相适应的政体制度，它的赋税徭役制度和齐民管理制度均是以户为基本单位进行，从而需要有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官吏系统来加以实施。这在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社会是无力负担的，在以畜牧或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更无法实施。如汉武帝开西南夷后，曾设汶山郡、沈黎郡等，但由于当地土著居民无力承担因设郡县而带来的沉重赋税，所以不得不取消。这就导致了某些地区册封制的长期存在。

      第二，秦汉征服之初，在自然条件较好、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也行册封制，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统治方式与秦汉大相径庭，原有统治者势力又仍强大，为避免引起社会更大动乱，才实行这种较缓和的统治方式。等到秦汉势力在这些地区强大而土著势力削弱、秦汉统治也比较能为土著居民接受时，便借故改行郡县制。

      郡县制的实施，又可以反过来加速土著居民的汉化进程，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社会与汉代社会的一体化。

实行册封制，是秦国在巴蜀地区首创，以后为汉帝国所承袭并在周边四夷地区广为推行。这种制度作为郡县制的一种补充，在秦汉时期证明行之有效，因此被以后历代中央王朝所沿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

       5.地理生态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西南地区地形复杂，生态环境多样，从平面空间分布上可分为4～5个大地理单元，每个大地理单元内还可分为若干小地理单元。从垂直空间分布上讲，整个西南地区由盆地平原、山地、高原等构成了若干大的垂直生态带，而在云贵高原上往往又以小盆地为中心向外扩散，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形成数个垂直生态带。正是由于这种地理生态环境，自古以来西南地区一直就是一个多文化林立、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在秦汉未进入西南之前，几个大地理单元已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在每个文化区内，都存在着一至数个早期国家或酋邦，以及许多部落。

       在秦汉时期，从垂直空间分布上讲，总体而言盆地、河谷平原、丘陵、低地等地区，适宜农业，并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类型。在高原与高山地区，草地辽阔，适宜牧业，并形成了以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类型。在山区森林地带，则形成了较多的以狩猎采集占很大比重的社会经济类型。

       这种地理生态环境对秦汉在西南地区、尤其是汉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产生了较大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无法在许多山地民族中实施郡县制统治，因而不得不长期保留册封制，实行“羁縻”统治，甚至在某些边远地区连羁縻统治也无法实施。

    （2）这种地理生态环境在客观上也限制了秦汉移民的分布，因此秦汉移民的聚居地始终被限制在那些适宜农耕  的地区。

    （3）在西南夷地区，汉移民基本上都集中分布在那些散布于广大山地高原之中的、适宜农耕的小盆地中，形成一个个较为分散的移民点。而在广大山区仍分布着众多土著族群。

    （4）汉帝国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基本都位于这些经济较为发达、汉移民集中分布的小盆地内，并筑城建邑，形成一个个小的区域性统治中心。

    （5）在这些小盆地内，随着汉移民的大量到来，汉的势力增强，便相继改册封制为郡县制。这样又导致了一部分土著居民迁往山区，而留下的土著居民汉化进程则相对加快。因此东汉以后，在这些小盆地中已形成了一个个小的汉文化区。

    （6）在广大山区，由于汉统治力量较为薄弱，因此土著文化虽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文化影响，但总的来说在这些社会中仍较多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同时，山区居民还有力量多次起兵反汉，并对汉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构成了较严重威胁。

      6.统一与分裂

       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庞大帝国。由于国土十分辽阔，中央要对地方众多的郡县实行直接监督和有效控制仍有一定难度。因此，中央政权不得不依照自然地缘和文化地缘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中央派出官吏（刺史）在州内巡回监督，以后又固定州刺史的治所，并逐渐形成一级地方政府机构。这等于在客观上从政治上承认了当时帝国各地所自然形成的、大的地方性的经济文化区。

       在这些区域中一般都有一个区域性中心，它对区域内的其它地区有一种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向心力。在边远地区，这种区域性中心的向心作用就更加明显、突出。州刺史的治所往往也就设在这些区域性中心地。在当时位于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城和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向心力，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通过这些区域性中心再辐射到边远地区。因此，这些区域性中心、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区域性中心，起到一种次中心的作用。汉的统治力和文化凝聚力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是通过这种次中心覆盖全国。

      这种网络系统的形成，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当中央政权力量强大时，对这些次中心有很强的控制力，并通过这些次中心有效地控制全国。但中央政权的力量减弱时，这些次中心又往往形成一种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中央的政治力量，并具有地方割据倾向。

      西南地区就是这些区域中的一个。它地处汉帝国的西南，在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当中原地区社会动乱而中央政权的力量削弱时，它都出现割据倾向，并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尤其是东汉末年，导致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地方政权（蜀汉）的建立，并与另两个政权共同形成了数十年的分裂鼎立之势。

      因此，当晋重新统一中国后，立即对西南地域文化圈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削弱了蜀地对西南夷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削弱之后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逐渐导致了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和中国内地在各方面联系的减弱，并最终导致唐宋时期数百年间在这一地区内独立国家（南诏、大理）的相继出现，以及汉文化在西南夷地区的许多地区内长时间地衰退、消亡。

                                （文字已经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