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殷契书法漫述

来源: 作者:贵州博物馆 阅读:277次 发布时间:202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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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安先生书甲骨文自作诗:

“戊午阳春月,


书从毕节来。

刚直见风义,

梦寐谢关怀。

历尽沧桑事,

莫教名姓埋。

长为问渔祝,

老友百无灾。”




古为今用再登攀,新代安阳一壮观。

三十五年迎建国,心驰笔会与书坛。

 

接《安阳殷墟笔会》征稿专函,嘱提供拙作,迎接国庆,同深幸慰!仅就殷契书法的学习范围,以七绝诗为纲,分别内容,加以阐发。因杜甫诗题中有“漫兴”“短述”等字样,于是以“漫述”命题。

以下四首,谓贵州文献上缺乏殷商记载,亦未发掘到有关文物,为客观条件所限,对甲骨文难于深入研究。

 

频年发掘古遗存,山泽曾无片甲痕。

论证鬼方属西北,“南中”文化待寻根。

 

解放以来,在贵州进行考古发掘,未寻得殷商遗迹,当然也没有甲骨残片存在的可能。古史所载的殷高宗伐鬼方,前人多认为指今贵州地区。但经王国维氏考订,作湖地在西北的论断,自属可信。至于汉代贵州地区号为“南中”,其文化发展,与殷商如何衔接并受其影响,尚有待于地下文物之出现,以提供线索。

 

黔中藏甲数稀微,伪品征来应去非。

北辙南辕劳访问,书空辜负雁鸿飞。

 

笔者在贵州省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工作有年。省外所见甲骨原物及拓片较多,而省内所见公私藏品却甚稀少,且有一种旧骨新刻的伪品参杂在内,经过鉴选,真品只存一二。因此,国内专家及学术机关曾屡次函索此项材料,竟至无从答复。    

 

籀庼举例契斋编,南学追怀五十年。

不惜肩经行万里,灵龟随我返书船。

 

治文字学,应研习甲骨,笔者早年已有认识。当30年代求学南京时,即从中央大学中文系课堂上,听到胡光炜(小石)先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述及甲骨文字的发现及其价值。惜与章、黄(太炎、季刚两先生)学派所见分歧,曾在师生中引起争论,以此不能多获教益。幸在课外随时留心,先后购求到清孙诒让(籀庼)氏的《契文举例》手稿影印本,现代商承柞(契斋)《殷虚文字类编》刊印本及多种有关著作,由江南返黔。窃以唐卢全“归洛书船”自况,当年求书热忱可以想见。

 

弗堂说契在由燕,近水楼台得月先。

自愧筑城趋步晚,一隅局限井中天。

 

贵阳既难于接触甲骨实物,亦缺乏此类书籍,故研求者亦少,较先著手者,仅知有20年代寓居北京的姚华(茫父)先生。其遗书《弗堂类稿》中,曾引证殷契,意在阐明六书指事、象形的起源,惜未有专著。以上几点,说明在文献资料十分缺少的环境下,进行甲骨文研究工作,存在一定困难。

以下四首,漫谈甲骨文集联、集诗的前人成就,为现代书写运用方面,提供良好范例。

 

雪堂诗友聚吴天,四至九言同集联。

除却消沉遗老气,此书毕竟著先鞭。

 

契文的实际应用,开始于集人磕联,首倡者为罗振玉(雪堂)氏,而章钜、高德攀、王季烈三位相继有作。联语皆出自撰,并未摘用前人成句。因契文有限,对旧句用字,极难牵就,不如自撰稳便。据罗氏题跋“四家合得四百余联,汇成一集,欲手写流传 ”,又云:“乃始从事缮写,付之手民”等语。他们经过相互推敲后,初稿之成,可能出于罗氏手笔,并由其主编。集联内容,与时代要求颇有距离,但此种努力,对契文集联起到了先驱作用。且集成骄文的长序,亦见巧思。这些都应当肯定。

 

摘取清诗上溯唐,苦心孤诣世无双。

写成上卷琴斋去,如剪吴松水丰江。

 

如前所述,就少数契文,用自撰联语写出,已行之不易,何况选用前人诗句,组成一首整体。既要选字有依据,又要诗意自然,无勉强凑合情况,可渭“夏乎其难”。而广东简琴斋先生竟具有其冥思苦索的毅力,能“一鼓作气”将前人诗句驱人腕下,灵活运用,使之凝结为一种妙品。虽选材由唐至清,不免漫长,然非潜研闲学,不能有成。加以书写随意,颇得卜辞笔画神韵,至堪叹服。所惜未出下册,至为遗憾!

 

自吟诗句集般墟,最是藻渔与鹤庐。

信手拈来为我用,光莹宇宇走盘珠。

 

将为数不多的契文,运用人自撰诗句中者,如叶玉森(葓渔)及丁辅之(鹤庐)两氏,其传世作品较多亦较佳。著名艺苑,更由于深研诗律,心追手拟,得自然之妙,即置契文书迹于不论,吟咏中屡遇名篇好句,诵览之余,反觉相得益彰。集联字少较易,集旧句不免牵就与限制,难于成篇。惟有将所习用之契文,集为自撰的诗作,则比较容易措手,且便于斟酌与改正。此法对笔者颇有启发。

 

不求考史但论书,摹用千文太半无?

艺学聊堪备一格,集诗而外更“诗铃”。

 

在目前可识的殷墟文字范围中,除僻字、死字、异字等以外,能熟练掌握而运用于联语、诗篇者,约六七百字不过千字,自不能肆应裕如,便于周转。因此。必须通晓并借助于训话之学,将转注、假借等用字方法,移用到诗、联的撰集方面,但不应以字斟句酌,精雕细琢的功夫为满足,还应当力求避免生硬拼凑或纤巧,使吐属自然舒畅,在文字学与书法配合的条件下,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笔者本此意念,集成殷契文古体,及律绝诗百余首,自以《宏福集吟》题眉,因所居在贵阳黔灵山古弘福寺的附近,故名。又词为“诗余”,格律较诗精严,因从事填词有年,近亦试集“小令”多首,或为艺圃中小品花草之一,当有先我而为之者,珠玉在前,获睹为快。

以下四首,专谈殷契书法笔画结构如何适宜安排的问题。

 

峭丽精严继伟雄,卜辞亦目具书风。

分期倘有参差见,不废前人竿路功。

 

自清代光绪末年发现殷墟甲骨文字以来,迄今近90年。经过发掘,尤其是解放后的科学发掘与研究,以实物证明商代奴隶社会的史实,成就更大。前辈学人根据地层、坑位及其他标准,结合卜辞记事的分类,进行探讨。时代划分为五期,就各期文字举例,除阐明有关史迹外,可推见书之先后不同。如(一)武丁及其以前时期,书法雄伟;(二)祖庚、祖甲时期,字体谨坊,行款严整;(三)凛辛、康丁时期,书法幼稚,行款错杂,且文风颓靡;(四)武乙、父丁时期,书法劲峭;(五)帝乙、帝辛时期,结构精严,书法纤丽(以上大体依董作宾氏说)。此分期之说,至今或有不同意见,但殷契书法之独具风格,自无庸怀疑。

 

圆弧方矩自安排,学契当攀第一阶。

为壁为圭相映发,此中能合亦能乖。

 

契文的书法结体,当由横画直竖的方折笔,与半弯全环的圆转笔,相互结合而成。此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当然要勤写契文和熟读契文,先宜“胸有成竹”,然后落笔。书写时更当注意一字一行之间,当方处不应圆,当弯处不应折。如有紊乱乖违,宁可改弦更张,重换一幅,以求符合意度安雅,风格秀整的殷契书法标准。此处所谓“乖合”,是指契文的结体布局,与唐孙过庭《书谱》据作书者心情与工具、环境等而提出的“五乖五合”,又迥然不同。

 

写到渔文册笔繁,一弯眉月不单寒。

疏疏密密成完幅,只合全观莫拆看。

 

和其他书体相近似,以极多或极少的笔画构成,就甲骨文说,显得更为突出。如:渔(刻成四小鱼,加水流点滴)约40多笔,月只刻一弯,差距之大,有时较行楷书为甚。关键问题,在于掌握每字的单独结构,与衡量每行及整幅如何协调完美。可以说,和图画涵义相似,要讲究谋篇布局,互相映带。如此才能写成一个较合格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所以,不应从逐字逐行看,而应从全幅看,才有整体感。

 

陶钧二篆入篇章,漾叟惫斋各有方。

商契自成高格调,吉金乐石不同堂。

 

就笔者的体会,认为应当一字管一字,不能用形声组合的方法,将二字硬拼为一字,也不能拆用此字之半当成另一字。在契文范围内,先须守此戒律。诚然,有不少个体字还存在难于确释的问题,但从实物拓片及重要著作上,只要有根有据,并进行存真去伪的考虑,便能运用得宜。于此,应看出和大小二篆结体不同,杨沂孙《濠叟》氏融化大篆,以小篆形式写《在昔篇》等,吴大徵以大篆形式写《论语》而取小篆补其不足。可见二篆之间大有商量通融的余地。甲骨文则不然,与后来范铸、石刻之篆体大有区别,不宜放宽范围尺度,以二篆随意阑人。所以,与商周金文,秦石鼓,汉碑额等相较,在书体构成上,不能熔为一炉,而贸然仿效杨、吴二氏作法。

复此四首,述及书写契文的关键处,在于笔笔中锋,力求做到含蓄、稳练,不可刻露,轻率。年来对此渐有所梧,不足以言“心得”。

 

引书入手峰山碑,学契相循亦旧规。

奠似清初戌末习,托名玉筋剪毛锥。

 

无论学写金文与甲骨文,必须从研究《说文》出发,在文字学上可作为桥梁,在书法艺术上亦可由此奠定根基。尽管目前文字探讨已越出《许书》范围,但学写契文者,仍应以先攻小篆为主,而秦《峄山碑》即为良好范本之一。此碑除结体严整外,专谈用笔,即具有稳定坚实、停匀雅洁的胜处,最宜取法。清初有人作小篆,过分追求每字用笔的粗细一律,竟不惜将毫尖剪秃或烧掉,以取得刻板式的效果。当时亦称《玉筋体》,徒具虚名而已。曾见近人跋洪亮吉的篆迹,有“观其纵笔所到,聚墨如珠”之语,其实此正是一种弊病,不能运用到契文上,以免出现那种行笔全渴,末端积墨呆滞的情况。

 

悬针垂茬自殊功,凝笔收尖入浑融。

识得贞人深稳处,不关挥刃快如风。

 

宁神静志,养成精深稳练的功夫,操刀刻契者理应如此,执笔摹写契文者更应如此。要之,不能峰尖毕露,作悬针垂靡之状,如《说文》附和魏《正始石经》所列的古文等那样作法。凡属此类,都与契文的贵在含蓄自然,有所区别。最好能从甲骨文的精拓上,体会出“贞人”之中那种沉著熟练、得心应手的深厚功力。从而就某片甲骨上,看出文字的安排部位和行款都经过相当慎密的思考;不是漫不经心,一挥而就刻成的。应当指出,甲骨文字大都是有关殷商的国家大事,如祭祖、征伐、田猎、收获之类,不会草率从事,只图塞责。其中,也会偶然出现荏弱颓靡、刻法随便的现象,但那只是商代衰微时期才会如此,不能一概而论。论者曾有过运肘如飞、急就挥刀的推测,对契文来说,不尽切合实际。

 

单刀直入更无差,力透强如锥画沙。

善用中锋写商契,自然笔墨出铣华。

 

含蓄自然实为殷契书法的较高境界,但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浅尝辄止的学习方法所能办到。如果说书写契文,也不外乎是笔笔中锋的老生常谈,并无任何奥秘,那么此诗强调的中锋,却又自有讲究:(一)锋尖必须在笔画中间行走,从起笔、运笔到收笔,字字都要直管竖毫,谨防偏侧。前人有“心正笔正”的说法,用在笔的本身上,颇觉相似;(二)用笔以平入平出为宜,不能像临写鼎彝碑版,多用逆笔、涩笔以致丧失或歪曲契刻文字的形貌神情;(三)必须牢固掌握和竭力探求中锋的运用方法,但中锋的使转,不可一味追求线条的处处整齐,趋于图案化,而终于失却书艺价值。以上三点,笔者自己引为戒律。由于契文与其他书体不尽相同,学书者须有文字学上的一定依据,由此循守法度,敛才就范,才能挥洒自如,纵笔所之。如果像行楷那样中侧并用的笔致,隶书那种蚕头燕尾的弹性挑捺,是和契文格格不入的。因为甲骨契刻居先,经过青铜范铸,直到简帛书写等不同阶段,已获致不同的结果,正是势所必然。但毕竟汉族文字,从中“求同存异”不能不有一条主要的脉络,绵延不断地连贯下来。若从文字笔画上找寻迹象,便直接关系到“中锋”二字。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最好以“单刀直入”一语,作为殷契书法的简要概括。作书者既能将笔看成是刀,尽可以认定中线,一刀直下,构成匀称的整体笔画。再作形象生动的中锋比喻—— “如锥画沙”,就是指沙上每个笔痕凹人最深那中心一线。这运用到殷契书法方面,更为确切不移。中锋,不仅对甲骨,就是对鼎彝、碑版的临摹书写,都是十分重要的。笔者窃以为,将来书学界如果要从契文沟通各体,融成一气,当以乞灵于中锋用笔,较为直截了当。不仅如此,今天书写契文,更有其特殊要求,即:既要不失镑刻中劲峭朴质的独特风格,又要具备轻重得宜,渴润相间的笔墨气韵。因为我们腕下的契文不是刻成,而是写成的,所产生的是书艺中的一种作品。

 

针刻铭文并考求,耳杯汉隶似蝇头。

锋端直线无偏侧,中有殷商遗意留。

 

镑刻不离中锋,周秦铜器铭文中此例颇多,无须列举。笔者因鉴定古文物的工作需要,曾接触到西汉元始三年的漆耳杯(贵州清镇出土)。杯底有细字针刻的铭文,可说是小如珠黍。由于笔画纤细精微,最能借以找到运用中锋的显明轨迹。虽然汉隶自有方扁形式与婉和笔法,可能和契文互较短长,混为一谈,然而,就中锋这一点说,或同源于商代的遗法,为学契用笔,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以下二首,言及书写工具与书幅款式,并最勉将来努力,表述目前感想,作为附记。

 

工善须当利器先,契文择笔岂徒然。

狼毫兔颖取刚劲,最走生宣落墨奸。

 

据笔者习惯,书写契文,宜用紫毫、狼毫或兼毫(如七紫三羊等),不宜羊毫,长锋尤不便驱使。选毫在于刚健有力,不能偏于柔软。用纸须用生宣,玉版更佳,写成后可验其力透处是否有契刻轻重的意味,以供欣赏或改正。

 

粗联立幅界朱丝,甲骨入书亦入时。

题款释文行与楷,清新淡雅更多姿。

 

契义书幅,若取大小参差比较自然的布局,尽可不画丝栏,但这样构思成幅,必须多费琢磨,若两就朱丝格,有范围可循,则失误较少而便宜亦多。并由于古文字中,甲骨本身已难辨识,应用上不能不常有通假,故必须附以行楷体的释文,随之题上年款和作者名姓。如配合得宜,衬托甲骨文,可引起谐和一致的美感。但不论联诗,若非出于自集,应当书明原集成者的姓名或别号,以重前学。

 

近百年来震学林,契文简读待追寻。

砚耕祝愿双丰获,一鞠山翁赤子心。

 

信笔写成绝句,缀以短述,等于自行诠释。最后联系到近代中国学术界所发现的两项重要资料——殷周甲骨文、秦汉简牍书,既有利于学术研究,又有利于书法艺术的习作。笔者以75岁的余年,愿伴随艺林众友,不断耕耘,获取丰收。即以此芜词作为论文稿急就交卷,浅陋及不当之处,希进而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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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安先生书甲骨文自作诗:

“胜日相逢喜百端,

休云风雨历多艰。

淡怀且饮南明水,

宿学长依子午山。

老去笔花犹竞赏,

新来文固任盘桓。

边州深考杨家史,

一耙春秋或有关。”


   作者简介:陈恒安 (1909—1986),原名德谦,字恒堪,号宝康,贵州贵阳人。著名学者,书法家。精研甲骨、金文、竹简、帛书等各体文字。书法诸体咸备,尤以大篆与行书见长。有《邻树簃诗存》《春茗词》《殷契书法漫述》《陈恒安书法选》等留世。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贵州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原文重刊于《贵州书艺》2010年第2期,第14-18页。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