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系列活动之 文化遗产·文学艺术·博物馆 ——恒安学术沙龙第18期纪要

2023年6月10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当日下午，为纪念贵州省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及提升文化自信自强，一场以“文化遗产·文学艺术·博物馆”为主题的“恒安学术沙龙”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行。“恒安学术沙龙”是为纪念著名学者、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恒安先生而发起的学术分享会，创于2017年，已先后举办18期。本场沙龙邀请到著名学者戴明贤先生、顾久先生、梁太鹤先生及陈恒安先生的学生朱良津先生与家人陈笑梅女士，围绕陈恒安先生的学术人格进行分享。沙龙由李飞馆长主持。

引子：为何是建馆七十周年

贵州省博物馆建馆的确切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1952年12月26日，另一种认为是1953年元月3日。梁太鹤先生通过查阅档案馆档案，对比罗会仁等贵州省博物馆老一辈学者的意见，厘清了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贵州只有一个科学馆。民国时，贵州省建有省艺术馆，后来艺术馆撤掉了。1945年或1946年以后，有了一个省科技馆，地址在现在的科学路。1952年底，中央有一个精神，在各省建立科学馆，由于各方面原因，建立纯粹的科学馆有些困难，上级要求将科学馆进行改造，于是才有省博物馆的筹建。

省文教委员会文化处于1953年元月给省政府文教委员会的报告写明：省人民科学馆于1952年12月26日结束，省博筹委会同日开始办公，接收科学馆一应设施、档案等，并开展博物馆工作。

省博筹委会于1953年2月致南京市文管会通告函，写明：“贵州省博物馆筹委会‘遵照指示于1953年1月1日正式成立’。”

因此，如按照文化处报告，省博筹建时间可确定为1952年12月26日。如按照省博筹委会通告函，省博筹建时间确定为1953年1月1日，是公告社会的正式文告。

梁太鹤说：“根据罗会仁先生提供的材料，时间是1月3日，据他回忆，当时上级就只给了一个口头通知，把1月3日作为省博物馆开始工作的时间。现在我们根据这几份有关的资料进行整理，认为博物馆的建立就从筹委会开始，肯定是12月26日。但是向社会公布，应该以博物馆给相关的文化部门、相关的媒体发出的通知为准，即1953年的1月1日开始工作，因此我们认为博物馆的建立时间应该是1953年的1月1日。这既是一种对当时（省博筹委会文件）的一个明确，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博物馆人的一个美好愿望，元旦那一天是全中国大庆大吉利的日子，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博物馆事业从这么一个吉祥的时间开始走向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所以，我觉得将1953年1月1日作为建馆时间要好一些，这是我所查到的一些资料。这样来看，今年就是我们馆建馆七十周年。”

一、为何是陈恒安先生

梁太鹤先生以“听大家说大家”形象地概述了这次沙龙的特点。四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对陈恒安先生的学术及其人品进行评述。“陈恒安先生不仅是博物馆的一面旗帜，也是贵州文化的一面旗帜。但是很多贵州人都不了解这面旗帜，不光外界不了解陈先生，就连博物馆内部员工也有很多人不了解”，梁太鹤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听“大家说大家”——通过听其他几位嘉宾介绍各自与陈先生的交往交流，了解陈恒安先生的学术与人品。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大家”是指台上的顾久、戴明贤先生以及未能到场的学者余未人先生，他们都是贵州文化界的大家，是贵州文化界的旗帜；第二个“大家”是指陈恒安先生本人。

梁太鹤先生说，在贵州戴明贤的名字耳熟能详，但是大家对他的了解更多是因为他是书法家，并不知道戴先生在文学创作、剧本创作、甚至在中国绘画创作上都非常有建树，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所散发的文化精神继承了老一辈优秀的士大夫精神。他和陈恒安先生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交往，两人身上都具备这种士大夫的气质。梁太鹤说：“今天，请戴先生来讲述陈先生是最恰当不过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戴先生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士大夫精神的积累方面是很深厚的，他是在这种土壤当中诞生出来的一个文化人。进入这么一个新时代，吸收了新时代的东西，就是从这个生活土壤和文化底蕴当中出现的一个具有新时代文化精神的文化人”。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陈恒安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又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名誉主席。戴明贤是贵州书法家协会主席，后来又是贵州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能够当得上名誉主席的不能说是靠机缘，靠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要得到众口一词，要得到社会公认，没有这样的社会公认，我觉得是不能成为名誉主席的”，梁太鹤说。顾久先生为贵州文史馆原馆长，在此之前他是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关心文化事业，自从他到省文史馆以后，文史馆整个儿发生一个大变化——出版了一大批重要书籍，包括《黔南丛书》《民国贵州文献大系》《贵州文化老人丛书》等等，他现在还是贵州文库的总纂。余未人先生是一位感情深邃的作家，出版了许多文化作品和文艺作品，她后来将注意力全部转移到贵州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上来，80多岁的年纪都还在贵州大地上跑，她收集大量的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编著了贵州民间文学丛书，苗族史诗《亚鲁王》就是这样被她发现和编写出来的。今天，她本来也愿意来讲述恒安先生，但是，因其他事情脱不开身未能到场。值得一提的是，台上还有陈先生的弟子，中国美协会员、贵州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朱良津。这么多的贵州本土学者、文化名片都敬重恒安先生，他们谈论恒安先生，本次讲座实为一次“听大家说大家”。

二、陈恒安先生的学术人生

陈恒安 (1909—1986) ，原名德谦，字恒堪，号宝康，贵州贵阳人。著名学者，博学多识，治学严谨，通古文字学。精研甲骨、金文、竹简、帛书等各体文字。书法诸体咸备，尤以大篆与行书见长，所作章法考究，结体精当，朴厚沉雄，雅俗共赏。有《邻树簃诗存》《春茗词》《殷契书法漫述》《陈恒安书法选》等留世。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贵州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虽然陈恒安先生是贵州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但是在贵州省博物馆内外，人们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梁太鹤说：“陈先生的文化造诣之高，在贵州文化界是响当当的，是第一流的，尽管如此，他在贵州省文博界长期默默无闻。”他认为其中可能因为陈先生的著述少。关于恒安先生著述少，梁太鹤从博物馆职工严进军拿给他的一沓手稿说起，这些手稿是陈先生去世之前转交给严进军的，其中有陈先生自己未发表的一些论述，有他为博物馆展览写的解说词，为展览文物做的一些说明，还有他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几篇文章，里面有关于贵山的考证，关于黔灵山的一些记述。还有杨粲墓考古报告中他负责写的一段文字，还有关于宋代的礼章、典籍的一些考证，大概有十多篇。这些东西是过去没有发表的，也就是说陈恒安先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客观说，没有把他心头想要写的和能够写的都写出来。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体弱多病使他力不从心。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还有他到博物馆以后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做大量馆藏藏品的建档、评价和整理。这一方面在朱良津的谈话中得到证实，他说：“仅陈先生写的文物卡片，就有2000多张，每一件文物，他都要考证其真伪、来源，说明它的价值，这其实就是一个个研究课题。2000多件文物，就是2000多篇论文。”

陈先生的女儿陈笑梅女士对其父生活的叙述侧面反映了恒安先生的学术经历。她说：“父亲自幼聪慧、读书认真，特别偏好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尤其在历史文化、古诗词、文字学、书法、艺术等方面很见长，在当时的文化、艺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使得他能在上世纪30年代受聘于贵州国民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在里面担任文职秘书多年”。

朱良津是陈恒安先生的学生，他今天分享了其与陈恒安先生相处日子，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陈先生的学术素养。他是1976年，也就是12岁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和陈先生是世交的关系才跟着陈先生学习的，他说：“因为我的祖辈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也就是陈笑梅老师的哥哥是同学，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我就向陈先生学习书法。他让我从楷书开始学习，主要是唐楷，具体是学颜真卿的颜体楷书。后来又指导我学习汉代碑刻隶书和王羲之的行书，主要是《兰亭序》。后期，他要我关注清代书法家的隶书”，朱良津说。他还叙述了陈先生那种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在鼓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他总是给我灌输一个思想，常说‘学书法必须先读书’。当然，他指的‘读书’是针对书法去读的书，就是要学一些文史、学习诗词之类的东西，他经常定期给我讲一些古文，如宋词之类的，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人到先生家去大谈自己怎么写字，如何用功——从早上6点钟起来就开始写，除了中午睡午觉和吃饭，要写到晚上6点，很用功，勤学苦练，专练技法。当时我和另一个学生在场，这人一走，先生转身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切记不要去干这种傻事，不去思考怎么提升自己的学养，而是一门心思研究技法，这是不行的。学书法领略古人的东西，学技法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如果你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技法上去，那是万万要不得的。”提到先生的书法，朱良津继续说，“他基本上是沿袭了清代以来贵州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书法大家的特点，从郑珍、莫友芝到何威凤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书法上众体皆尚，比较全面，各体都擅长，而陈先生在众体皆尚的基础上，其大篆又相当有成就，这在书法界已形成共识。陈先生的突出成就还表现在他的甲骨文创作上面，一百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和历次考古秦简、汉简的发现在书法界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甲骨文、汉简融入书法创作是书法的一个显著特征，陈先生在这方面做了精深的研究，他把汉简应用到隶书当中，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作品。从这两个方面来讲，陈恒安先生无疑是20世纪比较有代表性和前瞻性的书法家代表。”

陈恒安先生在诗词方面的成就在学界也有目共睹，戴明贤如此评价：“贵州出了许多诗人，他们之中很多优秀诗人，但真正的词人要数陈恒安先生和望文华先生，他们的成就在全国当代的词作界来说，也是比较突出的。”

三、陈恒安先生的社会影响

提到陈恒安先生与外界交流方面的问题，朱良津说，陈先生跟很多画家、音乐家、京剧名旦、文史学家、商业人员以及医学、工程等方面科技人才交往，朋友圈广泛，不局限于某个圈子。通过接触不同领域的专家，拓宽自己的眼界，陈先生思维非常活跃而且前卫，能够领略、吸收新东西。陈先生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之中。

戴明贤先生说：“陈恒安先生作为省艺术馆馆长，为很多来到贵阳的学者尽到了地主之谊，使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得到温暖。”他叙述了恒安先生和徐悲鸿交往的故事，陈先生看见徐悲鸿在贵阳没有砚台，就送了他一个那个年代形状的砚台，他要求徐悲鸿送他一幅画，而且要求画落梅。徐先生说自己从未画过落梅，但还是破例为陈先生画了一幅。戴明贤六年级就开始学习诗词、篆刻、书法，其学习篆刻的时间比学习书法还早。他说，陈恒安先生第二个让他感动之处是，那时候他想学习篆刻，但是条件非常困难，陈先生就送了他一块章，那是一块灰绿色的章，比较大，四面都刻了款，印象是贵阳城市考察。戴明贤说：“我一看，那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是江南人逃难到了西南，经过贵阳，认识陈先生。他两谈得非常投机，陈先生就送了他一块很大的石头，现在看来也不是非常大，他就带着它继续流亡到广西或者云南，晚上住旅店的时候就把这个石头拿出来，以贵阳城市考察为主题刻了这个章，并将其还给了恒安先生。这是一个多么感动的故事，真如李商隐《夜雨寄北》的意境，‘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顾久先生虽然从未曾与陈恒安先生谋面，但是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了陈先生的作品，了解了陈先生的为人。他对比古今中外的事例，旁征博引，叙述了陈先生的高尚的人品。他说：“坦率地说，过来讲座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功能，需要讲这番话，叙述陈恒安先生。不是说他跟我的生命没有交集，我在文史馆工作，他是我的老馆长，我没见过这个人，但是见过他很多字，见过很多（关于他的）回忆录。恒安那一代人与恒安先生本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听了大家的介绍，还有我自己过去接触的一些东西，在我的心目中，恒安先生就是一个传统的君子，君子的标准很多，但是如果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有点儿像贵族精神，恒安先生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贵字，就是‘高贵’。”关于陈恒安先生那代人‘贵’在何处，顾久先生认为，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是做人的尊严，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很有尊严的。顾先生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我记得孔夫子那个学生叫子路，那是个打仗的人，有一次别人把他的帽缨子打断了，冠掉在地上，他仗也不打了，跳下马车去系他的帽缨戴帽子，说君子死不免冠，后来别人就很轻松，从后边把他给杀死了，这叫君子……西方的法国大革命杀了个皇后叫玛丽杀她之前装模作样还要宣判一下，找了一些罪状，其中有一条说她跟她的儿子有一腿，在此以前她是不说话的，但是那天她很严肃地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她说你们不能用这种肮脏的语言来侮辱一个母亲，就这句话，我相信她是干净的……尊贵和尊严，好像这些词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恒安先生的一代人，像我们父亲那代人，我们能感受到这份尊严。”第二个是责任。第三是慈悲为怀，顾久先生说：“别以为他们是贵族就高傲，他们既谦虚同时又赋予慈善的精神，同情和关怀弱者。”最后一点，他说“陈恒安先生那一代君子，或者叫具有贵族化气质的人，其生命是丰盈的，他们时而‘跟孔夫子对话’，时而‘跟孟夫子交谈’，还与同时代诸多贤人交往，他们的生活是很丰满的。”

评述陈恒安先生气质的同时，顾久先生也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了反思，对年轻一代寄予期望，他说：“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更需要继承恒安先生这种贵气”。

陈笑梅女士回忆了父亲陈恒安与学者们的交流，说：“父亲历来对人平易谦和，学识无保留，对于来家里探讨或求教学问的来访者，都热情接待。”她对兴义的一位学者与陈先生的交往的叙述生动再现了陈先生的高尚人品，她说：“兴义地区有一姓戴的年轻人，由于爱好文学和诗词，当地文化局，让其参与创办该地区一文化刊物，刊名为《原上草》。他为了办好该刊物和提高刊物的知名度，特慕名持函到贵阳找到我父亲，希望能写刊名。我父亲得知来意后，欣然同意，随即题写刊名。然后他想听取我父亲如何办好刊物的思路和建议，他们就根据地区文艺刊物的特点和办刊宗旨、办刊思路、方法内容与形式等进行深入交谈。刚开始交谈时，他还有一些拘谨，但通过交流，他感到我父亲不仅学识渊博，还平易近人，谦虚和善，完全没有所谓名人的架子，这使得他们双方言谈距离迅速拉近，从而敞开心扉，恳恳而谈。在该刊物创刊后，他每到贵阳都要到我家里来拜望父亲，虚心求教，促膝相谈。我父亲也总是循循善诱，谆谆相告。他们在文学艺术、诗词、历史人文等方面涉谈较深，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以至于后来两人成了忘年交。”

个人品质的锤炼靠身体力行，陈恒安先生这种品质是在不断提升个人的文化修养之中形成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正因如此，他在学者们中间的口碑一直很好。 

四、陈恒安先生与贵州文博事业

陈恒安先生的文博事业严格地说要从他担任省艺术馆馆长说起。戴明贤先生谈到，陈先生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保护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并通过他的努力举办了展览，回忆这批藏品的保护经过及其间和之后举办的展览，戴先生说：

故宫博物院进贵州来的藏品，先是到伦敦参加博览会，回来以后在南京还没有来得及开封，抗日战争爆发就内迁，内迁的条件非常艰苦。十几辆大卡车运输，还要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我们贵州安顺，才找到一个最安全和固定的场所——安顺的华严洞。我就是安顺的，所以我整个过程都知道。据目击者说，当时华严洞是有武装兵士的，而且还动员中学生到那边去参观，后来在贵阳办了一次展览，安顺的很多书法爱好者都慕名而来，当时我还年幼，交通又十分困难，我就没有去，只是听说王羲之的书画作品是一个宪兵守着。后来我才知道恒安先生就是这个实际操作的人，他打开一个大抽屉，拿出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的就是这些书画作品。因为格外珍贵，书画爱好者看到这样的机会也十分难得，恒安先生就通过得到民国贵州省主席等的同意，以省主席名义给故宫博物院院长写了一封建议。故宫博物院的接手人员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所以和恒安先生也是非常投缘，他们两个相互联系，整理了展览方案，就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申请，院长回复同意，往返的信件和藏品文书全部都保存得很好。那时候，要走十几天，没有安全的运送，也没有宪兵队守护。这件事和我家还有点关系，抗战时期省艺术馆的条件是非常差，就在现在科学路，旁边还有图书馆。展览就在省艺术馆里面进行，因为场地窄，展品很多，大约200多件，就分两次展览。当时的展馆里都没有展柜，是向贵阳的商家借的，我的父亲是就借了展柜出来展览。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贵阳联合组织一次关于文物内迁路线的会，并举办了展览，这次展陈也包含了那200多件书画，我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庄严先生的儿子庄灵也参加了这个展，他拿出这个展的目录。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部长讲了三句话：“全部是国宝级一级藏品”；“我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老职工，从来没看见过”；“这个展览在北京也好，在台北也好，从来没有一起展出”。这就说明，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展览。这件事的促成就是恒安先生和庄严先生。   

戴明贤先生认为，这件事在贵州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陈恒安先生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57年，就宣布陈恒安先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调到博物馆。他的工作主要在文物考古鉴定、文史资料撰写编辑、田野考古、书画征集鉴定等方面，他的学识得到充分运用。戴明贤后来听到陈先生自己说，他是步李志光先生的后尘——当时省博物馆的鉴定工作是李志光先生在做，他是非常优秀的书画家，画和词都做得非常好，他退休的时候可能就郑重的推荐了陈恒安先生。关于陈先生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具体工作，朱良津研究员说：

我从学校毕业分到博物馆工作以后，在工作中逐渐了解到先生过去在博物馆所做的一些工作，比如编写 “杨粲墓发掘报告”，了解到他对清代咸同农民起义的资料做了大量的收集，并且做了大量的笔记。了解到他对有些重要的馆藏文物的一些考证，比如黔府青花罐，他收集了关于这件文物背后的大量历史资料，也对这件文物涉及的明代藩王制度以及当时明代那些分封的王府在景德镇定制瓷器的史料做了一些考证。也了解到，汉永元罐上面的铭文的断句和释读的一些观点。还有就是他对杨粲墓石刻所表现出来的人物身份以及当时一些官服制度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以研究文章形式展现的。除此之外，先生在60年代前期，准确来说是在“文革”前期，他做了很多文物鉴定工作，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我整理先生的相关资料，花几个月的时间查阅数以万计的文物记录，从中发现了近2000件先生对文物的鉴定记录，应该是他于在60年代前期，在馆里面承担编目工作时候写下的对文物的一些意见，是对馆藏文物进行的最初建档工作。建档工作需要对刚刚入藏的文物的来源、流传经过以及一些基本信息作比较精确的登录，这是编目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基础工作。做编目的人，对所登（记）录（入）的文物有所认识，对它所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以及相关问题有考证、认识，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陈述。先生做的编目工作都是比较深入的，涉及到他擅长和熟悉一些范围，他还反复推论，达到了很深的研究层次。

朱良津研究员认为，陈恒安先生为我们博物馆工作者树立了典范，我们要学习先生的严谨精神，反复推敲，这样才能够提高对馆藏文物的认识，才能做到继承或发展。

关于陈恒安先生对文博事业的贡献，梁太鹤先生的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

将要出版陈恒安文集，我就提了这个建议，一定要把陈先生那些文物卡片整理成一个集子，配合文物出版，因为陈先生将他大量的精力放在这上面。他是一位非常重视文物藏品的人，他的工作重心在文物上面，他并不在乎自己去写多少论文。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博物馆的同事要重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认为博物馆的人不出成果就没有水平，不去看具体做的文物保护、文物收藏、文物研究等工作，而只看写出多少论文。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不要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博物馆最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工作是文物藏品的收藏、保管和文物本身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才去谈它的宣传，才去谈撰写的事。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写很多文章，当然说明是下功夫了，去做研究了，但是要看写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只是把相关的一些的资料以及别人的观点汇总起来，做一些梳理，我并不是非常赞赏这种做法。如果你写馆藏的文物资料，有自己的认识、分析、考察，在此基础上消化别人的研究成果，将它汇总进来，我认为哪怕只是一篇两篇，都值得称赞。博物馆人做研究，重点要在这上面。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问与人品，陈恒安先生都是我们博物馆人的典范，以先生的名字为学术沙龙命名，无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