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期:纪要||赵德云:汉晋时期中国琥珀制品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一、概览2018年3月25日下午2:00,贵博讲坛第13期在贵州省博物馆A区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期邀请…

主讲人:赵德云
时   间:2018年3月25日
地   点:贵州省博物馆A2学术报告厅

一、概览

2018年3月25日下午2:00,贵博讲坛第13期在贵州省博物馆A区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期邀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赵德云教授以《回望过去的窗口——琥珀反映的汉晋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为题作了精彩的讲演。讲座主要说明了汉晋时期中国琥珀的发现情况及琥珀制品体现的中西文化交流。本期讲坛由贵州省博物馆陈顺祥馆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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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博物馆陈顺祥馆长主持讲坛


二、讲演

尽管琥珀常被作为一种“半宝石”,但它并不是矿物,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化石,而是一种完全的有机质。

松柏科植物和某些热带阔叶林植物在受到昆虫的侵蚀,或者因重压、风吹而折断的时候,会分泌树脂以弥合创口。树脂凝结后,埋入地下,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石化而形成琥珀,但其内部结构依然保持形成时的状态,改变甚微。

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以及一些自然因素的作用,深埋于地下的琥珀,有时会被人发现,并逐渐认识、开发、利用,进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心理,如在西方,琥珀总是和凄美的传说相连,而在中国,琥珀却常与欢宴上的美酒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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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赵德云教授

1.先秦时期琥珀制品的发现

广汉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坠饰,是我们目前见到的中国南方出土年代最早的琥珀制品;北方地区最早的,则见于山西保德县林遮裕公社一座被破坏的殷商晚期墓葬中。东周时期发现的琥珀制品主要出土于江苏东海庙墩M1、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宁夏固原于家庄墓葬、浙江绍兴坡塘公社狮子山M306等地。

先秦时期琥珀制品的发现,数量十分有限,人们对于琥珀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发现的琥珀制品极有可能是利用偶然发现的琥珀制作的,材料的选择、制作及使用并无特定的文化寓意。

2.汉晋时期琥珀珠饰的发现

汉晋时期的琥珀制品,较之先秦时期显著增多。除珠饰外,同时期还有少量其它种类的琥珀制品,如佩饰或扣饰等小型饰件,还有印章和耳瑱。

出土的琥珀珠饰,一般体形不大。从形制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圆、半圆、椭圆等几何形制,也有少数呈不规则形;另一类则制成动物形象以及壶形等,最具特色。

汉晋时期的琥珀制品,可以分为三期,即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和魏晋时期。每一时期无论从琥珀制品本身的形制还是从出土单位的等级和分布看,都具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也有共通的一面,即汉晋时期琥珀制品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墓主人或为高官显贵、地方豪强及其家族成员,或家资富饶者,这表明,琥珀制品在当时不是一般普通百姓所能消费;而琥珀制品的出土地,虽依时代的变迁有所不同,但都集中分布于当时的海陆交通要道和政治中心。

3.汉晋时期中国琥珀原料的来源

从古籍文献对于琥珀的记载来看,琥珀大致在汉初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直到南北朝时期,人们才逐渐对其成因、产地等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虽然我国是琥珀的产地,但极有可能,在两汉至魏晋时期,琥珀主要是进口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境内偶然发现并制作琥珀制品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汉晋时期的琥珀制品,很多具有典型中国风格,如印章、耳瑱、蝉状饰物等。这表明,有相当多的琥珀制品,并不是直接从域外进口,而是利用进口原料,在中国境内制造的。

对于琥珀来源的分析,我们也可以采用科技手段进行成分分析,但这项工作我国目前基本没有开展,今后我们应加强相应的工作,庶几可获更多的信息。

4.壶形珠和辟邪形珠

壶形珠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些琥珀珠子制作成壶或瓶的形状。但这类形状的珠饰材质不限于琥珀,还有金、银、铜、玉石、琉璃等,甚至还有用紫檀木制作的例子。壶的造型有扁壶、尊、钫、双耳罐等,有的则长颈大腹,颈、肩无耳,应为瓶。壶、瓶的造型都接近当时当地流行的式样。

壶形珠的造型意向在地中海沿岸出现早,传布广,并很有可能和这一地区早期宗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我们认为,中国壶形珠受到西方同类制品启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其途径和方式目前还无法推断。

辟邪形珠

琥珀质的狮形珠,目前发现至少有40件。它们都被制作成蹲伏状,昂首前视,长度不超过3厘米,刻划细节精粗不一,有的较为写实,有的仅略具其形。年代最早的是广西合浦丰门岭M23、广州汉墓M3028、咸阳马泉公社砖券墓和江苏连云港网墥庄木椁墓出土的标本,大致都在西汉晚期,分布几乎遍布全国。

制作成狮子形状的珠饰,在欧亚大陆亦有不少发现,与中国标本最为接近的是印度的发现,塔克西拉遗址出土7件狮形珠,形态各异,2件伫立状,5件蹲伏状,其中蹲伏者和中国的发现十分接近,时代被定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有学者认为,狮形珠基本可以肯定具有印度根源,应作为印度和东南亚之间早期贸易和交流的证据。并且,在佛教以人的形象表现佛之前,佛的形象通常以能够唤起人们对他经历联想的某种圣迹或圣物来表现,而狮子形象是一种常见的象征物,所以,狮形坠子极有可能是早期佛教图像,见证着早期佛教思想在印度的出现。

5.外来琥珀原料进入中国的途径

不同时期的琥珀制品,虽依时代的变迁有所不同,但都集中分布于当时的海陆交通要道和政治中心。这种情况结合出土单位和相关文献记载来分析,一方面说明它们在汉晋时期应是进口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实际也反映着外来琥珀原料的传入途径。

西汉时期的琥珀制品,可以明显地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主要分布于两广沿海和西南地区;北方则主要出土于陕西、河北、江苏、山东诸省。两广和西南地区发现的时空分布,合浦、广州等地时代较早,数量较多。我们认为,这些琥珀制品中的绝大部分,应是从海路舶来,并沿水道进入西南内陆地区。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发现数量较南方少,且出土单位基本为诸侯王一级,表明了它们的珍贵程度。这些出土品中,不排除一部分也是海路进入两广之后再辗转北传,作为珍贵的舶来品随葬入高等级墓葬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咸阳马泉公社砖券墓,该墓出土除了琥珀珠饰及印章外,还有玉壶形珠、辟邪形珠、蚀花肉红石髓珠等明显具有域外风格的器物,可能是张骞凿空之后沿西域丝绸之路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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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现场

东汉时期,沿欧亚草原路而来的波罗的海琥珀才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国外学者对辽代琥珀的成分鉴定表明,辽墓出土琥珀与波罗的海琥珀成分基本一致,说明晚至辽代,中国依然从波罗的海沿岸进口琥珀,最有可能是经欧亚草原路输入。

魏晋时期的琥珀制品,主要是出土于三国吴及东晋墓葬,西晋时期数量较少,出土地主要集中于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而前两个阶段出土数量很多的两广、西南等地区数量大幅减少,内蒙古草原地区也基本不见。因为进口琥珀的主要供应对象,是中国上层的高官显贵,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琥珀转而集中于京畿附近。这一时期琥珀的来源,两广海路是最为可能的,同时也存在琥珀通过西域丝绸之路、欧亚草原路传入的可能性。

三、交流

观众: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贵阳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也感谢省博给了我们一次学习的机会。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在讲座中提到了在一个时期,北方地区的琥珀制品突然消失,我想问一下消失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有没有相应的琥珀制品的制作工具出土?第三个问题是琥珀的出土情况是否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的状况?

赵德云教授:谢谢这位听众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在魏晋时期琥珀的流向从流往北方的长安一带转向流入南方的南京地区,这是由于琥珀这类奢侈品主要是供最上层人士使用,所以在其他地区没有发现。第二个问题,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发现制作琥珀器物的工具,这也是中国目前涉及手工业的考古工作的一大缺憾。第三个问题,在汉代中西方的交流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期,但是并不等于说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从汉代才开始。区域间交流都有前期基础,在先秦时期中西方的交流就已经出现。历史发展的加速度使得汉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契机,比如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所以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全新的面貌,考古学证据也极大的丰富起来,所以包括琥珀在类的很多东西都见证着汉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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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提问


四、总结

贵州省博物馆陈顺祥馆长总结:

感谢赵博士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了一堂生动的而且具有很高研究水准的讲座。通过这个讲座,我们了解到琥珀不仅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品,更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文化遗产。我听了讲座后有两个感受,一是古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我们以为中西交流很晚才开始,但其实是很早的。二是贵州在很早之前就和海有了联系。我们曾经疑虑贵州省博馆藏的琥珀可能是从海上或者是从陆路传来的,今天听了赵老师的讲座,我认为馆藏琥珀极有可能是从海上过来的,这表明贵州很早以前就和海有了联系,所以对于外人对贵州是蛮荒之地、封建闭塞的说法,我们可以和他们说其实我们贵州很早就有了很广阔的视野。


《时光凝固的美丽——波兰琥珀艺术展》展期于2018年4月1日结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厚爱。本馆文创商店仍有来自波罗的海的精美琥珀以及《时光凝固的美丽——波兰琥珀艺术》出版图书售卖,欢迎来馆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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