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期:纪要丨凤凰来仪——贵州遵义高坪杨氏土司墓地五室墓出土器物浅识

主讲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周必素 研究馆员
时   间: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14:30-17:00
地   点: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


时间: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14:30-17:00

地点: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

主讲: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周必素 研究馆员

应贵州省博物馆邀请,此次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土司考古的一点成果。为了营造一下氛围,此次带来了一个凤冠的文创产品,待会讲的是明代的凤冠。这个文创凤冠共433个组件,由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王湘粟费了四个晚上的时间组装而成,个别零件与原件并非一致。

近些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了很多土司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工作,遵义高坪播州杨氏土司遗址成果不断推出。这项工作最早是1953年开始考古发掘,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1953年至1954年入馆的一批器物。这些年的土司研究对早年的相关成果也做了一些梳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在考古工作进行中形成的一些简单的认识。

一、墓葬概况

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播州杨氏共传27代30世,对播州世袭统治达725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播州杨氏土司专地入葬,分葬于皇坟嘴、新蒲、高坪、赵家坝、雷水堰等5处杨氏土司墓地。另有1处疑是土司墓地桃溪寺墓地,均分布于司治穆家川即今遵义市老城周边湘江河及其支流沿岸的依山傍水的风景绝佳之地。

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地域分布图

今天主要讲高坪杨氏土司墓地。在高坪地瓜堡墓地,1953年发现了一座出土丰富金银器的五室墓,位于杨文墓(15世)与杨纲墓(24世)间。一侧的衙院墓地有杨升墓(22世)、杨爱墓(26世)、杨相墓(28世)。

1953年,高坪镇在修建粮食仓库时,取杨氏墓葬石料作粮仓基石,在毁墓过程中,出土了一批金银随葬品,随之流散在当地村民手中,后由有关部门追回大部分文物,大多已零乱散碎,这批器物先暂存于遵义市图书馆,后移交给正在筹备中的贵州省博物馆。1954年7月,贵州省博物馆委派罗会仁等对被毁坏墓葬进行调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2018年,对五室墓进行了清理,厘清了墓室格局。这座五室墓,其中1、2、3号墓是一次构建,有共同的排水沟,4号和5号为后面修建。

二、出土遗物

1953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哪些随葬品呢?我们对馆藏文物进行了梳理,当年五室墓出土器物计有28件(套)。比如凤冠其实有很多的零件,是散状的,但还是算1件,因此总共是28件(套)。

按质地可分为金、银、铜、玉四类,其实还有铁的。按功能不同可分装饰品、日用品和丧葬品等。

装饰品就是墓主人头上身上穿戴的一些东西。这件是其中的一件凤冠(凤冠1),它是贵州省博物馆拿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修复过后装成的样子。我后面来过省博物馆里多次,反复对冠胎的插孔进行琢磨,对这些构件一一进行梳理,根据冠的情况,冠胎上有梵文,质地可能是银的,冠胎上很多凿孔和焊接的圆形的小管,所有的构件实际上是插在插孔或者是管里面组装起来的。这件凤冠配件总共有:大牡丹花1件,大凤5件、小凤2件(小凤实际上是凤簪)、还有横栏花耳2件(实际上是在冠两侧起装饰作用)、菱边大花横块1件(实际上是装在冠后面称之为满冠)、另外还有六瓣大花(六瓣大花应置于冠正面,为五凤围绕,即挑心的位置),大蝴蝶1件(实际上是装在冠的后面,在大牡丹花的下面),卷云头花翅(实际上是博鬓,是1对),1个半弧形的花块。这个冠是比较有特色的,今天讲的两顶冠都有这样圆弧形的构件,上面有2个孔,实际上是系绳索的,这个冠胎这一组是成套组装,我个人认为它(弧形的花块)应该装在后面下方的位置,我认为这个满贯应该装到冠的后面。这件凤是对应的,两个博鬓,两个凤簪,后面有牡丹花、顶部有顶云、弧形花块、满贯均在后面,博鬓在两侧,这种冠实际上是套在头的发髻上,再用横簪将冠胎固定在发髻上。省博物馆将冠套在模型(头)上,它(头)上面应该有个发髻,这是其中的一顶冠。

凤冠1

另外还有一件冠(凤冠2),这件工艺主要是累丝,镶嵌宝石。这两顶冠都是比较典型的明代风格,都以镶嵌宝石为主。皇宫里面的冠以镶嵌珍珠为主,我们这件冠镶嵌珍珠较少,主要镶嵌碎宝石。这件也是凤冠,上面有5只凤(现在保存下来4只凤),两边有花簪,3对博鬓、1个凤簪,后面有3朵顶云。第一个冠后面有1个弧形花块,这个有3个弧形花块。在明代皇后的冠里也找到一些依据,3个弧形花块应该装在冠的后面最下方,上面应该有3朵顶云,丢失了1块,现在只剩2块。这件凤冠构件的位置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以上对两顶凤冠形制的推测仅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凤冠2

这座墓里还出土有5支簪,其中4支是牡丹花头鎏金银簪,另外1支是仰覆莲花头银胎包金簪(外面包的金,里面胎是银的);有2对耳环,这件是其中的1个金镶水晶葫芦耳环,还有1件金镶宝蝶赶花耳环,不是簪;有戒指3只:金镶紫宝戒指、金圆箍小花戒指和素面金圆箍戒指;有金镶宝蝶赶花纽扣,是富人衣服上的扣子,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也镶嵌宝石;有金鱼坠领一组,实际上是5条,当时出土的时候是在墓主人胸部,但是残损,而且它是挂的,上面应该还有东西,但具体是什么,由于保存情况不好,也不知道了;有手镯4只:镂花衬地双龙抢宝金手镯1对、龙头联珠纹金手镯和金镶宝龙头纹手镯各1只;有带板2套,一个是桃形方形海潮纹玉带板,一个是半圆柱半桃形水晶带板,还算比较完整;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有一堆带茎三瓣金花和鎏金银镶绿玉宝石的东西,原定名叫烛台,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应该叫芙蕖,当时是个人猜测,因为东西太碎,不易分辨;有一些日用品,金杯,鱼藻纹银盂,里面有很漂亮的花纹,宽沿银盆2件。

镂花衬地双龙抢宝金手镯

这座墓里还出土有一些丧葬用品。1件下颌托,明代的,玉的,这种东西出土比较少。还有一件金镶玉透雕牡丹团花挂链。这个挂链按照结构的话,另一边也有与之对称的另一段。个人认为这件应该是与下颌托组合使用,它实际上是位于墓主挂在头顶的挂链。这座墓里还出土了4件铁棺钉和银錾刻卷云纹棺饰。

宋代土司的棺虽然没有完整的,但是我们做过完整的考古资料的提取,就是杨价墓的,虽是木棺,但上面有金爪钉、银爪钉、银片、银铃等装饰。土司的棺是很漂亮、很讲究的。

刚才把这座五室墓的器物出土情况给大家播放了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器物的一些时代特征。

三、器物比较与时代特征

这件(凤冠2)是刚才高坪杨氏土司墓地五室墓出土累丝的那顶五凤冠正面,另一件是定陵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其形制还是较为相似,但皇后冠不一样的是上面有3条龙,具有身份象征的大凤。但皇后冠的特征一个是彩蓝(是当时皇后冠的典型特征),另一个是装饰了大量珍珠。珍珠在明朝是很稀缺的,海洋里的珍珠是朝廷所垄断的,民间一般没有,不像现在可以淡水养殖。而土司的凤冠质地全是金的,主要镶嵌宝石,装饰和点缀少量珍珠。体现出中央朝廷和地方级别和规格的差异。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央朝廷授予土司管理地方的一种制度,必须听命于中央朝廷,土司必须在制度的范围内运行,一定要讲规矩,不能僭越。我们从土司的冠的使用和朝廷皇冠的差别也看得出我们播州杨氏土司的规矩意识和制度准绳。中央朝廷的冠在材质上没有大量用金,而播州杨氏土司则用了大量的金,而(大量使用珍珠)这种工艺在宫里像专利一样的使用,地方上虽然金是值钱的,但稀缺的资源(珍珠)还是不容易得到。另外这件冠后面的款式,按这样的组装方式,如明光宗孝元贞皇后像后面也有弧形花块这样的构件,它可能最开始是从苏帘这样的冠上的或者头上的装饰品繁衍而来。最早的装饰也是这种弧形的,吊着很多流苏之类作为装饰品。冠实际上也是后面才有的,古代一直是女性享受着这样的待遇,贵州黔东南就有这样的一种模式,苗族的财富都是穿在身上的,穿金戴银,银饰和绣片等,穿在妇女身上。女性穿戴这种风格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有。冠是在发展到制度等级产生过后,作为身份的象征才出现的;是来源于早期头饰的装饰。所以我们将这样的一些构件,包括簪、凤实际上都是早期直接插戴到头上的东西,然后做了一个冠胎,将它们装在冠胎上,才形成了这样的冠。后面又形成了一定的冠服制度,这在中国也是礼仪的规定,有等级之分。所以为何凤冠在宫廷、地方土司才有,一般家庭很少出现冠的,即使有也是很简单的一种形制。因此,我认为弧形花块还是从早期的装饰在头上的流苏发展而来的,宫廷的皇后冠还是保持着流苏的这种样子。这就是我对这两顶冠的简单认识。

五室墓出土的簪,也是典型的明代风格。与上海卢湾区潘允徵夫妇墓出土的簪及四川平武土司王錀墓出土的簪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是典型的明代器物风格。另外就是里面小一点的牡丹花头的金银簪在明代也是广泛流行。还有就是金镶水晶葫芦耳环,虽然再早一点也有,但是在明代最为流行,其结构的时代特征也是十分典型。金镶宝蝶赶花耳环上面就是一朵菊花,下面做成蝴蝶样,上面也镶嵌宝石,从簪脚来看,它是圆的,但它不是簪,而是耳环,一般簪的脚要硬一些、直一些。这种组合,在明代也是很典型。

另外就是玉牌,这件玉牌实际上包含3件器物,1个大的和2件小的,绑在一起作为一件登记。我做了一个简单分析,雕刻方法都是镂空雕,都有金线残存,从形状和体量来说,我推测可能是系霞帔坠。但是这种圆形的霞帔坠也比较少,一般桃形的比较多,由于出土位置不明确,只能做一些推测。绑在大的玉牌边上的也有拴着金丝线的蛾形小牌,与湖北梁庄王墓出土的头上的装饰品形状、大小相似,我认为这件也是装饰在头上的。还有一件心形小牌,与浙江安吉明吴麟墓较为相似。心形小牌、蛾形小牌的雕刻内容、风格及色泽都极为相似,其形制、图案的构图特征,均与浙江安吉明吴麟墓所出的分心和三块掩鬓相同,应是成套使用的。蛾形小牌可能系直接缝缀于䯼髻(音dí jì)之上或镶嵌于金银托底上的分心,心形小牌疑为掩鬓残件。

再就是高坪土司墓出土的手镯与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和江西益端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手镯,做法几乎完全一直,从它们的镂空工艺、镶嵌宝石、边上的累珠纹及其扣合结构都是完全一致。

金镶紫宝戒指与四川平武土司墓地王鉴夫人朱氏墓的做法也是较为相似,金圆箍小花戒指与江苏省江阴博物馆藏华士砂山明墓的戒指几乎都是一样。

金镶宝蝶赶花纽扣,在国内出土的明代墓里也很多,江西明代益庄王妃万氏棺墓里出土的纽扣,其做法都很相像。

还有金鱼坠领,在云南景东陶氏墓地M3出土了一件与之虽不完全一样,但与之相比,金鱼坠领上面也应该有一个挂的东西,装饰在胸前。

高坪土司墓里出土的水晶带板,与江西明代藩王宁慧王墓出土的带板其构件完全一样。但是水晶带板这样的材质,在腰带当中也是比较少的,一般玉的较多。

另外就是下颌托,在土司墓葬普遍使用。它是套在墓主下颌上,把线缠绕在头顶上,固定面部,保持其美好的容颜。高坪出土的是玉的,它有一个兜,是金的,两边是链子,链子一端是钩,这件残了,在用的时候是挂在钩上,我个人认为是配合下颌托使用。挂链是放在墓主的头顶上挂下来,接着两边下颌托的挂钩,起固定作用。

双龙戏珠纹玉下颌托

另外就是鎏金银镶绿玉宝石芙蕖,高坪墓葬出土很多。当时将其定为烛台,是因为比较像烛台的两个盘,但是里面有花瓣、两个莲花、茎叶、还有带茎的三瓣金花。我个人认为不是烛台,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在扶风法门寺出土有芙蕖,与之相似,但是时代不一样,是唐代的。法门寺地宫是佛教的场所,莲花也是佛教的象征,杨氏土司儒释道三教并重,信道教,也崇尚儒家文化,但也很信佛教,从这两组东西的相似性,个人推测是芙蕖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高坪土司墓出土的比法门寺出土的体量还要大一些。由于高坪土司墓出土的比较残,待修复后,重新组装,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宽沿银盆与湖北蕲春明荆藩王墓朱载塎墓形制相同,两盆里面都有鱼藻纹装饰。

四、墓主及墓葬年代

根据上面一组器物的功能和国内相同时期的墓葬里出土器物做比较,对五室墓的墓主做一个推测。高坪五室墓,虽然说是一座墓,但并不是一次构建的,然而其关系又很紧密。1、2、3号墓室是一次构建,紧挨着又修了4、5号墓室,5个墓室只有很小的4号墓室有腰坑。而杨氏土司墓的腰坑起奠基的作用,土司在构筑墓室之前,在棺床下面挖一个坑,之后打一个石质盒子,再在石质盒子里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然后举行一个仪式,最后再构筑墓室。

按照布局,分不出墓室的尊卑主次。按照居中为尊的话当为第三座。如果按照土司制度来说,4号墓室是最主要的,因为它恰好有腰坑,但我们不能以有无腰坑来说明这个墓主身份的高低。

高坪五室墓共出土两批器物。第一批器物因偶然发现并发生哄抢,群众送到银行兑换。现在保留的系第二批文物。据省博罗会仁1954年卡片,1号墓朱棺,可能是女墓;2号墓可能是空墓;3号墓朱棺,可能是女墓;4号墓朱棺,可能是男墓;5号墓无随葬品,是否是空墓,群众也搞不清楚。

五室墓所出2顶凤冠,相对完整,应出自两个不同的墓室。腰带也出了2条,1条玉带、1条水晶带,耳环也应该是2对,与凤冠吻合,应分属两位不同的墓主。应出于1、3号墓。除了2顶凤冠外,还有1件仰覆莲花头银胎包金簪和两两成对的4件花头簪,不像与凤冠配套使用。从簪的组合看,很像一副头面的插戴,头或戴有䯼髻,以仰覆莲花头银胎包金簪固定䯼髻,以两对花头簪装饰。相较两顶凤冠而言,就相当“朴素”了,故被村民描述成了“男墓”即4号墓所出。如此推测成立,那么,2件银盆和1件银盂、3对手镯、3只戒指,也极有可能分属在这三个墓室。如此看来,那3块玉牌,从玉质来看,应属于同一墓主,鹅形和心形小牌应配套使用,系头饰分心和掩鬓的残件,估计出土于4号墓。

从墓葬的整体性看:五室墓规模是有大小之别,而且构建时间并不相同。1、2、3号墓有共同的排水设施,应为一次性修建;4号墓和5号墓距离很近,应为一次同时修建,但两墓的规格却有差别。4号墓无论墓室大小还是墓壁石材的厚度,均明显小于5号墓,可能存在身份上的差别,这在出土器物上亦得到了印证。五个墓室分两次修建,但仅4号墓有腰坑奠基,其余墓室没有腰坑的发现。五个墓室系一座墓的不同墓室,而且均为女性墓。

按照墓室的结构,这座五室墓究竟是不是土司墓,而这个地方的确是一处土司墓地。这些年,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多数土司墓葬都已经找到了。如果这是一座土司墓,那么这里的土司墓就多出一座,在文献上找不到对应记录。因此我们从它的规格大小、构筑特征、位置关系、墓室大小等方面,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五个墓室的墓主人也许全是女性。之前只在赵家坝墓地发现有女性墓葬,当其丈夫去世后再迁葬与夫合葬,而五室墓当不为迁葬墓。

这五室墓的墓主是谁?根据一件器物的时代,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可能是土司的夫人。其中出土了一件银盆,上有铭文“辛卯年十一月吉日任巳至造寿盆一口,重叁拾叁两正,提调雁天朋,匠人匡向藩。”我们又通过刚才讲的五室墓4号墓室的腰坑内残留一枚弘治通宝钱币,其最早的使用年代是弘治十六年(1503年),这五个墓室可能均修建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之后。然后再讲一下这个寿盆。五室墓所出“寿盆”铭文盆与另一件宽边素面银盆相同,底部均有半周修复补配痕迹,应都是生前使用过的器物而非专为下葬所做明器。从“寿盆”字样分析,该盆或系墓主生前做寿即生日时的祝寿礼品。

鱼藻荷丛宽沿银盆

墓葬的年代,按银盆“辛卯”纪年铭文,结合五室墓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的构筑上限,银盆的打制时间,应为明代三个“辛卯”纪年即永乐九年(1411年)、成化七年(1471年)和嘉靖十年(1531年)之一。第一个纪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永乐九年(1411年)已在为身为播州杨氏土司夫人的墓主祝寿,墓主阳寿无论如何是到不了弘治十六年(1503年)的。再结合五室墓的形制、雕刻及腰坑的特征(腰坑石外形略呈长方形、坑形制为上方下圆),时代应早于杨相墓,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之前。因杨爱墓之后的杨斌墓、杨烈墓墓壁均不施雕刻。该五座土司夫人墓内有雕刻装饰,则其时代推测应早于杨斌墓,即嘉靖三年(1524年)之前。墓室内的雕刻、银盆口沿上八卦周围的云气纹,与杨爱墓顶的云气纹相同,但不同于杨爱以后的其他土司墓葬。杨爱墓完工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故其构筑年代应与杨爱大体相同。则五室墓的构筑下限,应在1524年前。如推测不误,则最后一个辛卯纪年即嘉靖十年(1531年)似乎也应该排除在外。这样,银盆之“辛卯”纪年,极有可能为成化七年(1471年)。若以上推测成立,则为墓主的推断带来了可能。

播州杨氏土司夫人均祔夫而葬,妾夫人则葬法不同。三室合葬墓是妾夫人祔夫而葬的一种形式。杨爱、杨斌墓均为四室墓,有两位妾夫人与之合葬。但杨爱墓另有一位妾夫人葬于黄杨嘴,是妾夫人不与土司合葬的案例。

按播州杨氏土司祔祖而葬的规矩,晚辈土司一般不得葬于先辈土司之后。五室墓之前系杨纲墓,则晚于杨纲的土司及夫人,尽可排除。而在杨纲之前袭任的土司,杨炯早夭,不会有更多夫人,故仅两室。杨升墓也为三室墓,且年代距离已远,亦可排除。因此该墓主,可能性最大的即为杨纲夫人。

杨纲墓为双室墓,与正室夫人俞氏合葬。只是妾夫人晚逝或其他缘故,故未于杨纲墓修建时预制“寿堂”,而是换一种方式与夫“祔葬”。这一推测,与银盆铭文纪年的时间也是吻合的。而从五室墓的早晚和位置关系看,如4号墓墓主为5号墓墓主仕女的推测正确的话,杨纲亦至少有4位妾室。按播州杨氏土司祔祖而葬的位次关系,在杨纲墓之后,祔葬其夫人而非其他土司夫人,亦是最为合理的。

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一点自己粗浅的认识,谢谢大家。

观众交流


观众1提问:请问妾室可以戴凤冠么?怎么看待明代文献中有记载丈夫死后,妾室被送回娘家的风俗?荣昌坝宋墓与杨粲墓之间的关系?

答:凤冠饰件有补修,补配,当不为明器,可能为生前出嫁时准备,但与播州杨氏土司不具有借鉴意义。播州杨氏土司多与田氏联姻,杨纲夫人姓于,姓田的夫人有墓志,姓于的夫人则无,那么五室墓中有凤冠的墓葬是否姓田,凤冠可能在结婚时所戴。

仁怀龙场坝宋墓历史上受巴蜀文化影响很大。成都平原以东,重庆、贵州乌江以北、遵义及铜仁以北地区,流行石室墓,四川以北地区的山地环境和大足石刻造像等在唐宋时期比较兴盛,可能与四川的佛教造像之风有密切关联。丧葬习俗中也有宗教信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盛行这样的大量雕刻精美的宋墓。荣昌坝宋墓规模虽然大,但不及杨粲墓,但其处于宋墓的文化圈内,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但在遵义地区,宋墓又不是很多,越往东,其影响越小,墓葬规模也小,而杨粲墓的规模也体现出播州杨氏土司在西南地区独特的身份和政治地位。

观众2提问:我们是业余的,但对考古很崇拜,请问是什么让你们这么热衷于考古?

答:考古很有意义,考古受社会各界关注,大家觉得考古很神秘,但真正的考古并不神秘,而是十分辛苦和枯燥的,但我们热心于研究,痛并快乐。我们为这个工作,有牺牲,身体比如膝关节受损等。但我们每每有新发现、解决新问题,我们在解决考古新发现的问题,也在解决历史上的问题,促使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

贵州省博物馆李飞馆长:我也做一个回应,特别感谢周所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意犹未尽。听了周所的讲座,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即学无止境。这些东西从1954年入藏于贵州省博,我过去在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实物。此次,周所长从出土实物着手,结合最新的考古清理,对这座五室墓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为何叫学无止境,一方面是对学术的探讨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一方面可以将馆藏文物的研究做到很深入,就像周所提到的那么多构件,每一个构件放在哪一个位置;一方面是大而无外,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把眼界打开,不能只看库房,要走出去,走向田野,结合最新考古发现,盘活库房文物,不仅仅是这几件文物。比如赵家坝宋墓,最新的考古材料表明,当为明代初年的墓葬。

在这里也向周所长请教一个小小的问题,刚才讲到对凤冠研究的分歧,是因为我之前掌握的材料不够丰富。2016年时,由于没有看到最新的墓葬材料,认为这座墓葬可能是28世土司杨相和他夫人的墓葬,我的问题是杨相墓的身份是怎么推定的?

答:我们对于高坪土司墓地在做的过程中,感到很困惑。杨相墓是因为土司墓地考古工作的推进,启动考古工作的时候,李飞馆长还在考古所工作,我们共同谋划和推进的。后面在做的过程中,从新浦土司墓地到杨辉墓地、到皇坟嘴墓地、到赵家坝墓地,我们对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越来越清晰和明朗。但是还有几个谜,其中一个就是杨邦宪墓,这是元代第一个播州杨氏土司墓,目前尚未找到,不过我在《牧司一方》进行了合理的推测。另外一个就是杨相墓,一直没有明确的迹象,但是基于馆藏的资料,早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调查的时候,做了土司碑刻的拓片,包括《遵义府志》亦有相关记载,其中有骠骑将军等信息,而骠骑将军就是杨应龙,杨应龙父亲的墓又在新蒲,其实是很清晰的。但杨相墓又一直没有找到。但是从《遵义府志》及之前土司碑刻拓片的信息,我们在做高坪土司墓地的时候,想把杨爱墓的情况理清楚,老前辈之前做了墓室,而对于墓前祭祀通道的情况没有做。我们这几年的考古工作,带着这个整体观全面梳理每一处土司墓地,然后全面把握整个土司墓地的格局和整个墓园的格局。高坪土司墓地实际上是有两个墓园,是在修杨爱墓时整体修建的。在杨升墓的时候是没有墓园的,但是它有单独的祭祀通道,是有门的。结合《遵义府志》和之前的拓片资料,结合地理环境等,认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在衙院还发现有华表,地瓜堡,还有一个地方叫广福寺,后有镖旗将军的墓碑。当地人回忆在一处高坎上早年有两个墓室,坡田改梯田的时候被破坏掉了。之后在这个区域进行钻探,并发现一处墓圹,因此推断杨相墓应该在这个地方。另外从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看,其为晚辈,葬在长辈土司之前,其位置关系是合理的,但不好解释的是杨相墓打破了杨升墓前面的拜台。另外杨相墓又靠后面两座墓太近,但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两处墓室,还有幸保存了两个腰坑,与附近村民的回忆相对应。而之前的坡改梯时杨向墓被拆掉,杨相墓和杨烈墓的腰坑,上下都是圆形的,但是杨相墓是两截,上面一截圆的,下面一截圆的,从早期腰坑到晚期腰坑发展的过渡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样,从早期碑铭的发现、土司墓地的地理环境、从它所在杨升和杨爱墓之前的位置,以及从杨粲墓一直到杨烈墓之前,所有墓葬都找到了。只有杨相墓没有找到,并且从它的腰坑形制、出土钱币等判断,这就应该是杨相墓,还有一点就是杨相客死水西(今毕节),后运回播州下葬,其墓葬规模也较小。

观众3提问:听了讲解,想到了习主席的话“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请问能否将凤冠先复原、找人尝试如何戴凤冠?播州土司的宗教特别是道教信仰怎么体现?贵州其他土司墓葬的宗教信仰时怎么体现的?

答:复原很辛苦,试戴还是很麻烦。宗教信仰在墓葬里有体现,在文献里也有。由于土司之间联姻,墓葬的丧葬风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对水西土司的考古工作尚未启动,希望下一步在水西土司考古有更多的发现呈现给大家。

观众4提问:作为贵州省博物馆的志愿者,在讲解的过程中有很多困惑。金凤冠的情况是怎样的?上面装饰小金龙有没有等级僭越的情况?

答:金凤冠(组装样式)为何会出现争议,是因为当时出土时遭到村民哄抢,后面被追回来的,所以原来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目前是根据一些资料进行复原,不过有些组件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大家都可以进行学术探讨,百家争鸣,促进学术发展。另外就是顶云上的龙,不存在僭越,龙是古代一种典型的传统题材,有身份的人都在用,包括现在民间也多在使用。包括海龙屯遗址出土瓷器上也在用四爪龙,不过没有用五爪龙,还是遵循一定的制度,而刚才看到的皇后的冠上的龙是五爪,因此不能说有龙的题材出现就是僭越。

这件文创凤冠是河北师大考古学研究生王湘粟同学所赠,是目前为止收到礼物当中最心爱的一件。也请王同学发个言。

河北师大王湘粟同学:谢谢大家,这件凤冠是在大四的时候拼出来的,感觉和杨粲墓出土的金凤冠有点像。个人感受是,做文物工作还需要静下心来,做完之后感觉非常精美,觉得好看的东西还是要送给值得的人(周所)。看到这个凤冠感觉看到了文创之光,这件凤冠的形制虽不是很正规,但个人觉得咱们贵州省博可以考虑推出土司凤冠的文创,将贵州土司文化传播出去,提升贵州文化的影响力。

观众5:海龙屯现在是贵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并亮相“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 ,但其与武陵源相比游客较少。请问站在考古的角度,怎么从残垣断壁去传递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更多深入的信息?

李飞馆长答:我从2012年到2020年5月份在遵义海龙屯工作,加起来有8个年头。第一次登海龙屯,并不知道这座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开始作为先遣部队对其进行考古发掘。这座山,它承载着中国历史上推行的一种制度,包括今天所讲的土司墓葬,也都是这种制度的体现。2015年开始,周所长带领大家撰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但是墓地太过分散,不利于保护,于是主推了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共同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推行边疆治理的一种模式。另外就是宣传这一块已经做了很多了,最近会和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到海龙屯一起做浙江卫视的一个节目——万里走单骑,来给我们(海龙屯)做宣传,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宣传。在央视大型考古文博历史类电视栏目《考古公开课》上周所讲了《播州土司风云》,以及我作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讲述的《神秘古堡海龙屯》等。另外,山势较陡峻,登山困难,正常体格健硕的要一个小时,一般要2个小时,再绕一圈下山,可能就是四五个小时。因此自然条件也将一部分游客拒之门外。现在登屯所见的残垣断壁给人一种很悲凉、沧桑的感觉。如果登屯参观,建议找一下讲解员,可以为大家讲述(海龙屯)背后的故事,结合现场,可能有更深的感受。

观众6:您讲到的凤冠和金银器都与周边有相似之处,感觉这件凤冠既有本地风格还有域外风格。请问贵州土司墓出土的贵州出土的金银器是本地制造还是域外传入呢?

周所答:像蝴蝶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地域,都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与风格。比如我们发现的纽扣,是明代这一阶段使用的形制,就像我们现在穿的衣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流行了,都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关于产地的问题,现在的认识比较浅,认为播州金银器来源可能有几个方向。一方面可能是朝廷赏赐,但没有文献记载,可能是进贡或建功时所得的奖赏;一方面可能是联姻时带来的;一方面也可能是商品贸易,比如杨价墓出土的银锭,上面直接写着产地信息;另一种可能是播州杨氏土司自己制作。比如说这件凤冠跟朝廷里的还不一样,比如江西藩王墓里的金银器是来自于宫廷,专门有匠造局来制造这些东西,因此藩王所用的东西多来自朝廷,由朝廷制造。而文献记载播州人在云南采购宝石,回来可能用于制作嵌宝石的凤冠。因此我推测高坪土司墓出土的凤冠可能是杨氏土司自己做的,但是没有文献记载,凤冠上也没有铭文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