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期:纪要丨番禺都会——文献和考古呈现的秦汉广州历史图景

来源: 作者:陈红新 阅读:3081次 发布时间:2023-02-23

贵博讲坛第61期

主题:番禺都会——文献和考古呈现的秦汉广州历史图景

时间:2023年2月7日(星期二)14:30—16:30

形式:腾讯会议线上直播(805 188 827)

主讲: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南汉二陵博物馆馆长、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易西兵 研究馆员

 

本期贵博讲坛由贵州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馆长李飞主持。作为2023年贵博讲坛开年第一期,本次讲座是我馆“共饮一江水——夜郎与南越精品文物展”配套活动,也是我们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

 

主讲内容

易西兵:感谢贵州省博物馆、感谢李飞馆长的邀请,感谢线上各位贵州省博物馆同行、各位朋友对本次讲座的关注和支持。我这次讲座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交流广州的秦汉考古工作成果,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广州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白云山、珠江水和美丽的五羊传说是她的三大符号。作为一名从事广州城市考古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新广州人”,诚挚邀请各位朋友亲临广州参观交流。

“共饮一江水——夜郎与南越文物精品展”展出广州考古出土秦汉文物300多件套,通过这些文物,大家对秦汉时期的广州有了一些印象。我的讲座分四个部分,力图通过考古成果和历史文献部分呈现秦汉时期广州的历史图景。

 

一、负山带海

秦汉时期,广州称“蕃禺”或“番禺”。这在《淮南子》《史记》等文献均有记载。  关于秦汉番禺城的地理区位,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海郡尉任嚣临终前跟赵佗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这两份文献,把番禺以及番禺所在的珠江三角洲的这种面朝大海、依山傍水的地理形势描绘得比较清晰,这种地理区位也为番禺以及广州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历史上,站在中原史官和中原王朝的角度,岭南属于蛮荒之地。特别是唐代以来,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还有汤显祖等很多官员都被贬谪到岭南。文献记载岭南“多瘴疠之气”,大概就是温度高、湿气重,再加上蚊虫多,让人难以适应。但是,当我们今天从全球视野来看,广州地处蓝色的海洋文明和黄色的大陆文明交汇之处,居于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秦汉番禺城南大海、北通中原,处于珠江入海口,珠江是中国第三长的河流,第二大水系。广东和贵州就是通过珠江水系相连通。这种河网密布的水系,为城市的发展、货物的集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根据地质学和地理学的研究,距今8000年到7000年前,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比较大的海湾,我们叫环珠江口地区,广东的珠海、深圳、东莞、中山,以及香港和澳门,很多地方都还是水域。唐宋时期广州城外珠江江面依然宽达1500米以上。所以说,广州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通过一些明清时期城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十九世纪晚期广州城“负山带海”的地理形势。经过数千年发展,珠江三角洲扇形冲积平原不断拓展,今天广州历史城区距离珠江出海口已经超过120公里。

 

二、和集百越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载:“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和集(《汉书》作“和辑”)百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族政策,也是重要的治理手段。今天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东南沿海地带,在先秦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圈,包括东越、东瓯、南越和西瓯等各个不同的族群,文献上称为“百越”。

刘安《淮南子》记载:“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从这条文献看,最初秦军在进攻南越的过程中,主要的政策是战,以消灭为主。但是效果不好。一方面,秦军士兵难以适应岭南地区高温、多雨、湿热的气候,另一方面,越人“有力气,习战斗”,战斗力很强,所以秦军伤亡惨重。秦军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才统一岭南。

在秦军南征岭南的过程中,灵渠发挥了重要作用。灵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现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水,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流域。在古代主要靠水运的情况下,灵渠对于粮草、士兵的运输都具有重大意义。

秦末,天下大乱。秦将赵佗据有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历四世,凡93年(公元前203-111年)。南越国是中国南方地区第一个封建地方政权,其疆域范围大致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南越国时期是广州城和岭南地区发展的重要阶段。

近几十年来,广州的西汉南越国考古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重要遗迹,以及大量臣民墓葬。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和北京路交汇处,地处广州历史城区中心。经考古发掘和钻探资料推测,遗址总面积至少15万平方米。1995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宫殿基址、石构水池、曲流石渠、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遗物。其中,1995年发掘的南越国石构水池、1997年发掘的南越国曲流石渠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南越国宫遗址的考古关键柱,高五米多,层层叠压着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27层文化层,是广州城市2000多年发展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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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宫署遗址全景

 

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1983年发掘,墓内随葬器物1368套11392件,是岭南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大型彩绘石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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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发掘现场

 

南越木构水闸遗址,东北距南越国宫署遗址约500米。2000年发掘,是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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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广场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和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发掘结束后在原址保护展示,在全国具有比较典型的示范意义。广州的城市考古是在城市的夹缝中进行考古,对于城市考古遗产怎样去保护?怎样能够留下重要的历史地标?是城市考古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是反映埋葬习俗及社会经济文化面貌的重要考古现象。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番禺城东、北和西北地区。《广州汉墓》对1953-1960年广州地区考古发现的182座南越国墓葬进行了较全面的类型分析,被学界广泛引用。1980年代至今,广州地区又发现了近500座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包括大量底铺石子、带腰坑、立柱或带二层台等形制,极大地丰富了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形制,反映出多元文化特征。学界研究认为,竖穴木椁墓反映了强烈的楚文化的因素,而南越王墓葬竖穴与横掏墓室的结合又有秦文化的遗风。在吸收楚文化葬俗的同时,也保留了越人的埋葬习俗,如底铺石子墓。带柱洞墓和带柱洞底铺石子墓很可能是融合楚、越两地埋葬习俗的产物。墓底带腰坑的习俗应该是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有差异。

随葬器物也是反映多元文化的重要方面。南越王墓随葬器物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如几何印文硬陶器、越式大铜鼎、大铁鼎、屏风的人操蛇托座、蟠龙护蛙托座及铜熏炉等属于本地越文化的器物:属吴越文化的有铜鉴、勾鑃等;属秦文化的“张仪”戈、蒜头壶等;反映巴蜀文化的有16件成系列的铜鍪;属于匈奴文化的有铜牌饰、羊头纹杏形金叶等;属于楚文化的有墓室壁画、青铜器中的铜鼎等。有的一件文物具备多文化因素,如漆木大屏风将楚、越两种文化融为一体。墓内出土的象牙、波斯银盒、红海乳香、焊珠小金泡等,无疑是见证2000多年前中国和海外交往的器物。

南越国臣民墓葬以随葬陶器为主,另外还有铜、铁、玉器、金银、滑石、珠饰和漆木器。铜器有镜、鼎、釜、盆、铜钱和戟、矛、剑等,基本上都是汉式器物,铁器以兵器和生活用器为主。陶器最明显地体现了汉、越两种文化特色。汉式的陶器包括鼎、盒、壶、钫等仿铜礼器和熏炉、釜、盆等生活用器;越式陶器包括、罐、瓿(小瓿)、小盒(三足小盒)、联罐、提筒等。除了器物类型,纹饰也充分体现了越人文化特征。

上述西汉南越国考古发现,正是赵佗“和集百越”的重要物证。“和集百越”,实际上就是尊重各民族习俗,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共存。这让我们想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0多年前,赵佗就实行这样的政策,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对今天来说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西汉南越国促进了岭南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广州作为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础,确立了古代广州以今北京路、中山四路为中心的城市格局,推动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融合,促进了广州的海外交往。

 

三、珍奇荟萃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玳瑁、犀、象、果、布之凑。”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注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从司马迁和班固这两篇重要的历史文献里面可以看出,番禺是一个繁华的都会,是各种珍宝、珍奇荟萃的地方。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实证。

南越王墓出土了各种文化风格的器物,玉器、铜器、铁器等在当时都可以算“奇珍异物”。此外,广州考古发现的两汉时期的船模、船纹及相关遗存,反映了当时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并且已经具备较强的航海能力。另一个反映当时繁华的体现是胡人俑座灯,表明当时秦汉时期已经有来自东南亚、南亚或东非地区的人群在番禺生活或从事仆役一类的工作,体现了番禺城的“国际化”气息。

珠饰和玻璃器也是反映“珍奇荟萃”的重要物证。几年前,我们开展了一项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课题,对1953-2016年广州发掘1500余座两汉墓葬(包括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珠饰进行了专题整理研究。242座墓葬出土珠饰21303颗,分为人造材料、金属材料、天然材料共三大类16种。从化学成分分析,包含七种成分体系;从矿产资源分布、珠饰制作传统方面分析,来自不同地方;器型特征对比研究表明,存在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这些都表明岭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甚至与更远的西亚、地中海也存在一定的贸易联系。

珠饰、玻璃器等“珍奇”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进行经济贸易、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海上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它大大增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秦汉番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作为西汉南越国都的蕃禺;二是作为南海郡治的番禹。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玻璃器、银盒、熏炉等器物,以及石构建筑等考古遗存,反映了汉代番禺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经济贸易、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实证番禺是“珍奇荟萃”、全国闻名的“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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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出土汉代珠饰

 

四、融入华夏

交流互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流域,早在5000多年前就与中南半岛、西太平洋岛屿有交流,西樵山双肩石器的传播是重要体现。近年来在广州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的玉琮、来自黄河流域的牙璋等器物表明,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人群互动和文化交流,至迟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发生。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央直接管辖范围。伴随着行政管理的加强,中原文化更多地影响岭南,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南越土著文化逐渐融入汉文化。汉武帝灭南越以后,番禺虽然已经不复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但仍然是南海郡治,依然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商业都会。一方面,继续通过海路对外交流;另一方面,又在与中原地区及周边地区的交往中,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系。

墓葬是重要的物化体现。广州地区西汉中后期墓葬中,汉文化因素大大增多,南越文化的器物及印纹装饰明显减弱,至东汉几乎绝迹。与此同时,岭南文化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地域特色,这在屋仓灶井和动物模型明器、一些生活用器上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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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出土汉代陶屋

 

小结

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是广州建城之始。公元前203年—前111年,番禺城作为南越国都,居于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汉武帝灭南越以后,番禺作为南海郡治,依然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商业都会。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重要的城市地位,秦汉番禺城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与周邻地区及海外保持密切交流,成为全国著名都会,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港口。汉代番禺的对外交往为汉以后广州城的海外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持续不断的海外交往对广州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广州城市的拓展和繁华,积淀了开放、包容和多元的文化特质,使广州始终活跃在海上交往的舞台中央。

考古发现,为我们部分重构了秦汉番禺城的历史图景,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和集百越”的多元与包容,领略到“番禺都会、珍奇荟萃的独特魅力。

 

问答

问:请问印有印纹的汉代陶器是属于更加偏本地特色的产物?是否有这种印纹陶的窑址或者加工作坊的发现?

答:是属于本地特色比较明显的器物。学界称为几何印纹陶器。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印纹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是发展高峰,在百越地区——江浙、福建、广东和广西都有发现,一直流传到秦汉时期,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前,这种地域特色表现得非常明显。关于几何印纹陶的窑址,考古资料仍然偏少,可能有很多材料还没有公布。已经公布的材料中,广东博罗银岗有重要发现,广州的西瓜岭也发现战国时期窑址。在广州市中心发现了西汉中期以后的窑址,这种印纹陶大大减少,纹饰也简化,到东汉几乎就没有了。由于秦汉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印纹陶器,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加工作坊或窑址应该就在附近,今后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考古工作。

问:有关西汉时期番禺与印度洋海上贸易。刚刚易教授也提到《史记·货殖列传》以及《汉书·地理志》中有关番禺的内容: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毒瑁、果布之凑。(粤地)处近海,多犀毒冒珠玑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而公元50年左右古希腊语的材料《红海航行纪》第61章时曾提到过一条前往中国的海上贸易路线。此外,在其有关斯里兰卡的61章中也曾提到过当地出口的商品包括珍珠、透明的石头、棉质衣物以及玳瑁。此外,在此书的39、49、56更提到了印度河河口和印度西南端的三个港口 Barbarikon 、 Barygaza 以及 Limyrike 有关中国丝绸的进出口。作为呼应,位于叙利亚中部的 Palmyra 在公元一世纪初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丝绸加工城市(Gawlikowski1970,1983,2016;Zuchowska2013,2014)。请教对两汉乃至先秦时期东南沿海与印度洋﹣波斯湾﹣红海之间贸易联系进一步的看法。

答:人类的交流和交往不是突然发生的,有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上限普遍定在秦汉时期,我们相信在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以前肯定有交往。关于先秦时期东南沿海与印度洋—波斯湾—红海贸易联系现在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还需要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来揭示。对于中南半岛的考古材料,建议您关注越南、柬埔寨、泰国学者包括法国的学者和德国的学者,他们在中南半岛做了很多的考古材料。中国东南沿海与印度洋、波斯湾等地的人类交往、贸易联系,一定是随着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直航的,而是接力式的。随着考古材料越来越多,我们通过这些考古遗存研究背后的从事贸易的人群以及政权,会有更多的收获。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港口、节点城市,我们这几年也在努力发掘考古材料,推动研究深入。我们期待与诸位学者深入交流、深度合作,助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总结

李飞馆长:感谢易院长精彩的讲座,感谢这三个月以来易院长对展览的大力支持,我们也期待未来双方有进一步的合作。相信大家通过本讲座,对广州、对岭南地区的发展历史,如何一步步融入到华夏共同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感谢大家的支持!

 

记录:陈红新